孟子现代读本
第 十二 篇
告子下
⊙ 高中 · 典藏
(战国)孟轲 撰 / 语文桥 今译
共 16 章
约 815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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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 第1章
语文桥今译: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义与吃饭哪一样重要?」屋庐子答道:「礼义重要。」任国人又问:「娶妻与礼义哪一样重要?」屋庐子答道:「礼义重要。」任国人说:「如果依礼吃饭就要饿死,不依礼吃饭就能得到饭吃,那一定要依礼吗?如果依礼亲自迎娶就得不到妻子,不亲自迎娶就能得到妻子,那一定要亲自迎娶吗?」屋庐子答不上来。第二天便到邹国去,把这事告诉了孟子。孟子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难的呢?不度量根基而只齐平末梢,一寸厚的木头也可以使它高过尖顶的高楼。说金子比羽毛重,难道是指一个带钩的小金子和一车羽毛相比而言的吗?拿吃饭这件最要紧的事,和礼义中较轻的部分去比较,岂止是吃饭重要?拿娶妻这件最要紧的事,和礼义中较轻的部分去比较,岂止是娶妻重要?你回去这样答复他:『扭断哥哥的手臂去抢他的饭,就能得到饭吃;不扭,就得不到饭吃,那你会去扭吗?翻过东邻的墙去搂抱他家的处女,就能得到妻子;不搂,就得不到妻子,那你会去搂吗?』」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解读本章揭示「权」与「经」的分际。屋庐子执礼为绝对之重,任人遂以极端情形相难——饿死与失妻皆是人生大端,岂可徒以「礼重」塞责?孟子点破其蔽:不揣本齐末,则方寸之木可高乎岑楼。礼有重轻,食色亦有重轻,须各就其本位较量,不可抽离语境。末以「紾兄臂」「踰墙搂处子」双喻收束:即便食色为重的情形,亦不可悖伦伤义。此即「义理事物轻重固有大分,而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断之于理之当然而已。
告子下 · 第2章
语文桥今译: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这话吗?」孟子说:「有的。」曹交说:「我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汤九尺;如今我曹交身长九尺四寸多,不过是吃粟米罢了,要怎样才成呢?」孟子说:「这和身高有什么相干?也只是去做罢了。假设这里有一个人,力气小到提不起一只小鸡,那便是无力的人了;如果说能举起百钧,那便是有力的人了。那么,能举起乌获所举的重量,也就是乌获了。人哪会因不能胜任而发愁呢?只是不去做罢了。慢步走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步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步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是不去做罢了。尧舜之道,不过孝悌而已。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行尧的所为,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行桀的所为,便是桀了。」曹交说:「我能见到邹君,可以借到住处,愿意留下来在您门下受业。」孟子说:「那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懂吗?人只怕不去求索罢了。你回去自己求索,老师多的是。」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愿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解读本章破「圣凡之隔」。曹交以形躯短长为疑,又以「食粟而已」自馁,皆是将尧舜看得悬远。孟子直指:圣凡之分不在材力禀赋,而在「为」与「不为」。举乌获之喻,明「为之而已」;举徐行后长之喻,明孝悌人人可行。尧舜之道不过孝弟,服其服、诵其言、行其行即是尧,反是则是桀——为善为恶皆在己。末以「道若大路」收束,劝其归求事亲敬长,性分内万理皆备,不必泥于一师一馆。此即「不屑之教诲」,亦见孟子因材之教。
告子下 · 第3章
语文桥今译:公孙丑问道:「高子说:『《小弁》是小人作的诗。』」孟子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公孙丑说:「因为诗中有怨恨。」孟子说:「太固陋了,高老夫子讲《诗》竟是这样!假设这里有一个人,越国人拉满弓射他,他可以谈笑自若地讲述这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疏远。他的哥哥拉满弓射他,他就垂泪哭泣地讲述这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亲近。《小弁》的怨恨,是亲爱父母啊。亲爱父母,便是仁。太固陋了,高老夫子讲《诗》竟是这样!」公孙丑说:「那么《凯风》为什么没有怨恨?」孟子说:「《凯风》所写,是父母过失小的;《小弁》所写,是父母过失大的。父母过失大却不怨恨,那是更加疏远了;父母过失小却去怨恨,那是不堪微激。更加疏远,是不孝;不堪微激,也是不孝。孔子说:『舜该是最孝的了,到了五十岁还依恋父母。』」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解读本章论「怨」之当否,全在亲疏与过之大小。高子以「怨」一字遽断《小弁》为小人之诗,是执一而废本。孟子以越人与兄射己为喻:怨否不在射之行为,而在关系之亲疏——兄射而泣,正见亲亲之仁。继而以《凯风》《小弁》对勘:亲过大不怨则愈疏,亲过小而怨则不可矶,二者皆失于不孝。怨非恶德,乃仁心之自然流露;关键在「亲亲」之本。结以舜五十而慕,示至孝亦自有怨慕,破高子之固。读诗当以人情通之,不可死于章句。
告子下 · 第4章
语文桥今译:宋牼将要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遇上了他,说:「先生准备往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兵,我打算去见楚王,劝说他罢兵;楚王如果不乐意,我再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两位君王中总有一位能合我心愿的。」孟子说:「我孟轲不敢问详情,只愿听听您的宗旨。您打算怎样去说服他们呢?」宋牼说:「我将讲交兵对双方都不利。」孟子说:「先生的志向是宏大的,但先生的旗号却不可取。先生用『利』去说服秦楚之王,秦楚之王因利而高兴,便撤了三军之师;这样一来,三军将士乐于罢兵是因为悦于利。做臣子的,怀着利去侍奉君上;做儿子的,怀着利去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利去侍奉兄长——那么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终将抛开仁义,以利害相接;如此而国家不灭亡,是从来没有的。先生若用仁义去说服秦楚之王,秦楚之王因仁义而高兴,便撤了三军之师;这样一来,三军将士乐于罢兵是因为悦于仁义。做臣子的,怀着仁义去侍奉君上;做儿子的,怀着仁义去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仁义去侍奉兄长——那么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抛开利,以仁义相接;如此而天下不归王,是从来没有的。又何必说『利』呢?」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愿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解读本章是《梁惠王上》「何必曰利」在外交场的延伸。宋牼以「不利」罢兵,志在息民,孟子许其「志大」,却断其「号不可」。关键在「以利说」与「以仁义说」之殊:同一罢兵之果,所种之因不同,其效遂异。以利动君,则举国上下怀利相接,仁义尽去,虽暂息兵而亡可立待;以仁义动君,则上下怀义相接,虽不言利而王业自成。孟子之苦心,在见「心」之趋向定「效」之兴亡。休兵息民其事一也,而义利之分不可紊,学者所当深察。
告子下 · 第5章
语文桥今译:孟子住在邹国时,季任替任国国君居守,用礼物和孟子结交,孟子接受了礼物却没有回拜。孟子住在平陆时,储子做齐国的相,也用礼物和孟子结交,孟子接受了却没有回拜。后来有一天,孟子从邹国到任国,去见了季子;从平陆到齐国,却不去见储子。屋庐子高兴地说:「我可找到先生的破绽了。」便问:「先生到任国见了季子,到齐国却不见储子,是因为储子只是个相的缘故吗?」孟子说:「不是的。《尚书》上说:『享献贵在礼仪,礼仪配不上礼物,便叫做不享,那是由于没有把心意用在这享献上。』我是因为他礼仪不备、不成享献的缘故啊。」屋庐子听了很高兴。有人问屋庐子,屋庐子说:「季子身为居守,不能亲自到邹国来;储子身为齐相,却可以到平陆来却不来见先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解读本章表面论「见与不见」,实则辨「礼意之诚」与「名位之尊」。孟子受币不报,非慢客也;后见季子而未见储子,非轻相也。其断在「享多仪」——交接之重,在仪文诚意而非币帛本身。季子居守不得至邹,却以币交而礼意已备,故孟子往见以成其享;储子为相,可至平陆而不来,虽以币交而「仪不及物」,是不成享也。屋庐子由疑得解,正见「为其不成享」一语之彻。孟子待人,论心不论位,此章最足玩味。
告子下 · 第6章
语文桥今译:淳于髡说:「把名实放在前面去追求的,是为世人的;把名实放在后面不急的,是独善其身的。先生身在齐国三卿之中,对上未能正君、对下未能济民,就这样离去了,仁者本来就是这样吗?」孟子说:「身居下位,不肯以贤才去侍奉不肖之君的,是伯夷;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的,是伊尹;不嫌恶污浊之君、不推辞小官的,是柳下惠。这三个人道路不同,但趋向是一致的。一致的是什么呢?就是仁。君子也只是求仁罢了,何必要走相同的路呢?」淳于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执政,子柳、子思做臣,鲁国被侵削却更加厉害。贤者对国家的无用,竟到了这般地步吗!」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就亡了,秦缪公用了他就称霸。不用贤才便会亡国,那被侵削又算得了什么?」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水边,河西的人便善于讴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便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悼丈夫,竟改变了国俗。内有其实,必形于外。做了事却没有功效的,我淳于髡从未见过。由此可见是没有贤者;若有,我必定认得出来。」孟子说:「孔子做鲁司寇,不被信用,跟着去祭祀,祭肉没送到,便不及脱掉祭冕就走了。不明白的人以为是为那块肉,明白的人以为是为那无礼。至于孔子,却是想借一点小过失离开,不愿无故便走。君子的作为,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能认识的。」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茍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解读本章是孟子与淳于髡关于「出处」的一场交锋。髡以「名实」责孟子去齐无功,暗讽其非仁。孟子举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异途同归,归于一「仁」字——君子之行不必同辙,要在于合仁。髡再举鲁削、再举「有诸内必形诸外」以难,孟子则以虞亡秦霸反证用贤之效,以孔子「微罪行」点破君子去就之深意:圣人于父母之国,不欲显君相之失,又不肯苟去,其见几忠厚,岂众人所识?全章示「仁者出处无常,唯义所在」,亦见髡未尝知仁、未尝识贤。
告子下 · 第7章
语文桥今译: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如今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如今的大夫,是如今诸侯的罪人。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做巡狩,诸侯朝见天子叫做述职。春天视察耕种而补助穷困的,秋天视察收获而接济不给的。进入某诸侯疆界,若土地开垦、田野整治、赡养老人、尊敬贤者、俊杰在位,就有奖赏,赏给土地。进入某诸侯疆界,若土地荒芜、遗弃老人、排斥贤者、聚敛之徒在位,就有责罚。一次不来朝见,就贬降他的爵位;两次不来,就削减他的封地;三次不来,就派六军去改置他。所以天子只声讨而不亲自征伐,诸侯奉命征伐而不声讨。五霸,是强拉诸侯去攻伐别国诸侯的人,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五霸之中,齐桓公最盛。葵丘之会,诸侯捆束牺牲、把盟书放在牲上却不歃血。第一条盟命说:『诛罚不孝,不轻易改立太子,不立妾为妻。』第二条说:『尊敬贤者、培育人才,以表彰有德。』第三条说:『敬老爱幼,不怠慢宾客行旅。』第四条说:『士人不世袭官职,公务不兼摄,取士必得当,不擅自杀戮大夫。』第五条说:『不曲筑堤防,不禁止邻国籴粮,不有封赏而不报告。』并说:『凡我同盟的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如今的诸侯,都犯了这五条禁令,所以说:如今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助长君恶,罪过小;逢迎君恶,罪过大。如今的大夫,都逢迎君恶,所以说:如今的大夫,是如今诸侯的罪人。」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杰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解读本章为「尊王黜霸」之纲领。孟子以「罪人」递降三等:五霸罪三王,今诸侯罪五霸,今大夫罪今诸侯,一层深一层。其判准在「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王道以礼法为统,霸者则「搂诸侯以伐诸侯」,假天子之权而行私。葵丘五命,本为匡正诸侯之禁,今诸侯尽犯之;而大夫更「逢君之恶」,导君于不善,其罪尤大。长恶与逢恶之辨,最见孟子诛心之笔:顺过者小,导恶者大。一章而见春秋至战国权力下移、礼法陵夷之全过程,诚「功之首、罪之魁」之定评。
告子下 · 第8章
语文桥今译:鲁国想叫慎子做将军。孟子说:「不先教化百姓便用他们去打仗,这叫做殃民。殃民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容身不得的。就算打一仗胜了齐国,就此占有南阳,尚且不可。」慎子勃然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这道理是我滑厘所不懂的。」孟子说:「我明白地告诉你。天子的地方千里见方;不到千里,便不足以接待诸侯。诸侯的地方百里见方;不到百里,便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周公封到鲁国,是百里见方;土地并非不够,而是特意限制在百里。太公封到齐国,也是百里见方;土地并非不够,而是特意限制在百里。如今鲁国的土地有五个百里见方,你认为若有圣王兴起,鲁国的封地是在被削减之列呢,还是在增益之列呢?白白地从别国取来加给本国,仁者尚且不肯做,何况是杀人去求取呢?君子侍奉君上,务必要引导他的君上合于正道,心志只在仁罢了。」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解读本章斥「不教民而战」。慎子以一战取南阳为功,孟子直斥为「殃民」——兵凶战危,未经教化之民驱之死地,纵胜亦不可。继而以封建之制为据:天子千里、诸侯百里,周公太公皆俭于百里,明先王制土自有法度,非以兼并为本。鲁今兼有五倍之地,王者作必损之,足见当时诸侯皆由吞并小国而来。「徒取诸彼与此,仁者不为,况杀人以求」一转,由占地直揭杀人本质。结以「务引其君当道,志于仁而已」,示臣道不在黩武拓土,而在引君于仁。
告子下 · 第9章
语文桥今译:孟子说:「如今侍奉君上的人,都说:『我能为君上开辟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谓的良臣,正是古人所谓的民贼。君上不向往正道、不心志于仁,你却去帮他聚敛致富,这等于是使桀富足。『我能为君上邀结盟国,打仗必定取胜。』如今所谓的良臣,正是古人所谓的民贼。君上不向往正道、不心志于仁,你却去帮他强横作战,这等于是辅佐桀。沿着现在的路走,不改变现在的风气,即使把天下送给他,他也一天都坐不稳。」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解读本章续斥「良臣即民贼」。承上章慎子之论,孟子将批评由个案扩为时代通病:今之所谓能臣,无非辟土充库、约国克战两端,而在君不向道、不志仁的前提下,富之即是「富桀」,强之即是「辅桀」。良贼之判,不在才能而在所事之君是否有道。「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非虚声恫喝,乃揭示逐利无厌之国必趋争夺危亡的必然。全章以「民贼」二字翻案,痛切当时以战功为能臣之谬。
告子下 · 第10章
语文桥今译:白圭说:「我想把税率定为二十分取一,怎么样?」孟子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一个万户的国家,如果只让一个人做陶器,可以吗?」白圭说:「不可以,器皿会不够用的。」孟子说:「那貉国,五谷都不能生长,只长黍子;没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的礼仪,没有诸侯间币帛宴飨的往来,没有百官有司,所以二十分取一也就够用了。如今你住在中原,却要抛开人伦、去掉君子,这怎么行呢?制陶的人少了,尚且不能立国,何况是没有君子呢?想把税率定得比尧舜之道(什一)更轻的,是大貉、小貉;想把税率定得比尧舜之道更重的,是大桀、小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解读本章论税制当「中」。白圭欲行二十取一,看似薄敛爱民,孟子却断为「貉道」。其理在以「陶器」为喻:国需百工有司、礼文交际,皆赖赋税养之;貉地荒寒、无文无官,故二十取一足。中原去人伦、无君子而效貉之轻赋,是「陶以寡不可以为国」之扩大。关键在「尧舜之道」即什一之税为中道:轻于什一则为貉(废礼弃文),重于什一则为桀(横征暴敛)。孟子不笼统主「薄税」,而主「各得其伦」——赋之轻重须与文明程度相称,此即「中道」之实,亦见君子不耕而食、百官有司不可废之深意。
告子下 · 第11章
语文桥今译:白圭说:「我白丹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所以禹把四海当作蓄水的地方。如今先生你却把邻国当作蓄水的地方。水倒流,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所厌恶的。先生你错了。」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解读本章以治水喻仁政之「公」与「私」。白圭自夸胜禹,其术实是筑堤壅水、注之他国,以邻为壑。孟子直斥「子过矣」两见,劈头便断。禹之智在「水之道」——顺其性、导之入海,以四海为壑,天下共利;白圭则损人利己,使水逆流成洪,贻害邻邦。一公一私,一仁一不仁,判若云泥。末以「仁人之所恶」收束,点明治术之分不在巧拙,而在是否存「仁」——利在一己一时者,虽巧亦是洪水;利于天下者,虽简亦是王道。
告子下 · 第12章
语文桥今译:孟子说:「君子如果不讲诚信,那凭什么来执守(道义)呢?」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解读本章极简而意深。亮,同「谅」,诚信也。君子立身行事,必有执守;而所执者非刚愎自用,乃道义之常。若内无诚信,则举措苟且、无所依据,虽欲执守亦不可得。一语而摄「信」为德行之本——无信则一切操守皆成虚妄。可与《论语》「民无信不立」参看,亦见孟子以「信」为君子立身之基,短章而有千钧之力。
告子下 · 第13章
语文桥今译: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说这消息,高兴得睡不着。」公孙丑说:「乐正子算得上有能力吗?」孟子说:「不。」公孙丑说:「有智谋吗?」孟子说:「不。」公孙丑说:「见多识广吗?」孟子说:「不。」公孙丑说:「那么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呢?」孟子说:「他为人好善。」公孙丑说:「好善就够了吗?」孟子说:「好善,用来治理天下都绰绰有余,何况一个鲁国?如果真能好善,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会不远千里来把善言告诉他。如果不好善,那人就会说:『訑訑,我早就知道了。』那訑訑的声音脸色,就把人拒绝在千里之外了。士人止步在千里之外,那么谗谄阿谀的人就来了。和谗谄阿谀的人相处,国家要想治理好,做得到吗?」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茍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解读本章论「好善」为为政之本。公孙丑三问「强」「知虑」「闻识」皆否,疑乐正子无才;孟子独许「好善」,且言「优于天下」。其理在:才具可借,善源须开。好善则天下善士轻千里而来,集思广益,虽一隅可治;不好善则訑訑拒人,谏者远、谀者近,虽有其才亦蔽。此章示为政不在一己之长,而在「有以来天下之善」——好善之心一开,则人才自至、公道自张,诚得「集众善」之要。
告子下 · 第14章
语文桥今译:陈子说:「古代的君子怎样才肯出来做官?」孟子说:「就职有三种情况,离职也有三种情况。以恭敬和礼物来迎接,又表示将要实行他的主张,便就职;礼遇未减,却不实行他的主张了,便离职。其次一等,虽未实行他的主张,但迎接时恭敬有礼,便就职;礼遇衰减了,便离职。最下一等,早晚都吃不饱,饿得走不出家门;君主听说后说:『我大处不能行他的道,又不能听他的话,却让他在我的国土上挨饿,我觉得耻辱。』于是周济他,这也可以接受,不过免于一死罢了。」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解读本章条列君子「出处」之节。所就三、所去三,自「行其言」之上礼,到「礼貌衰」之中礼,再到「免死而已」之下受,层层递降,示穷达去就皆有度。上者以道合,中者以礼全,下者以辱不可受、而悯穷可周。孟子之旨,在明士不可苟禄,亦不可矫激:道不行则当去,礼既衰则当去;唯至饿殍将死,君有悔过周急之意,受之亦不过「免死」——非贪禄,乃全生以待道。此即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细目化。
告子下 · 第15章
语文桥今译:孟子说:「舜从田间兴起,傅说从筑墙的役夫中被举用,胶鬲从鱼盐贩子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被举用,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百里奚从市场被举用。所以天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一定先困苦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体肤,穷乏他的身子,使他的作为总不顺遂;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坚韧他的性,增长他原本所没有的才干。人常常有了过失,然后才能改正;心志困顿、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表现在脸色上、吐露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明白。在国内没有执法的大臣和辅弼的贤士,在国外没有敌国和外患的忧患,国家常常会灭亡。这样以后才知道:人是在忧患中生存、在安乐中死亡啊。」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筑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解读本章为千古名篇,讲「忧患兴邦、安乐覆国」。前半以六圣起自微贱、历艰得举为证,揭「天降大任」必先磨折之理: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身、拂乱所为,非天虐之,乃所以「动心忍性、曾益不能」。后半由人及国:人恒过而后改,困衡而后作,征发而后喻;国无拂士、无敌患则恒亡。结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语道尽盛衰之机。孟子非以苦难为乐,乃见磨炼所以成德、安逸所以养祸——此即「生于忧患」之深旨。
告子下 · 第16章
语文桥今译: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法。我认为那人不足教诲(而不屑教诲)的,这本身也就是一种教诲啊。」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解读本章为《告子下》终章,揭「不屑之教」一义,与首章「不揣本齐末」「归而求之有馀师」遥相呼应。教非一端:有正面提撕,有婉转引掖,亦有冷漠拒绝。看似弃之不顾,实则「不屑」本身即是一种表态——使学者知耻而自反、退而修省,正是另一种更深切的教诲。尹氏所谓「或抑或扬,或与或不与,各因其材而笃之,无非教也」。一章收束全篇,见孟子因材施教、教术圆活之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