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问：「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能复兴吗？」

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只知管仲、晏子罢了。有人问曾西说：『您和子路谁贤？』曾西不安地说：『那是我先父所敬畏的。』（那人）说：『那么您和管仲谁贤？』曾西勃然不悦说：『你为什么竟拿我和管仲比？管仲得君如此专一，行政如此久长，功业却如此卑小。你为什么竟拿我和他比！』」（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屑做的，而你却要我向往吗？」

公孙丑：「管仲以其君称霸，晏子以其君显名，管仲、晏子还不值得学吗？」

孟子：「以齐国行王道，易如反掌。」

公孙丑：「若是，那弟子的疑惑更深了。况且以文王的德行，百年才崩逝，还未能遍洽天下；武王、周公继承，然后大行。现在说王天下像这么容易，那文王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文王哪可相比？从汤到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个兴起。天下归殷已久；久就难变。武丁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如运于掌心。纣离武丁不远，故家遗俗、流风善政还有留存；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相辅佐，所以久后才失天下。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而文王还从方圆百里兴起，所以难。齐人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锄具，不如待时。』如今时机却容易了。夏、商、周盛世，土地没有超过千里的，而齐有这土地；鸡鸣狗吠相闻，达于四境，而齐有这百姓。土地不必再开辟，百姓不必再聚集，行仁政而王，没人能阻挡。况且圣王不兴起，没有比这时更疏隔的；百姓受虐政折磨，没有比这时更厉害的。饥饿的人容易有食，口渴的人容易有饮。孔子说：『德政的流行，快于驿站传达命令。』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如同解开倒悬。所以事半于古人而功必倍之，只有此时如此。」

公孙丑问：「先生如果位至齐国的卿相，得以行道，即使由此成就霸王之业也不算异事。这样会不会动心？」

孟子说：「不，我四十岁就不动心了。」

公孙丑：「若是，那先生超过孟贲远了。」

孟子：「这不难。告子比我先做到不动心。」

公孙丑：「不动心有方法吗？」

孟子：「有。北宫黝养勇，肌肤被刺不弯曲，眼睛被戳不转睛。想着受一点挫辱于人，如同在市朝被鞭打。不受辱于褐衣宽博的平民，也不受辱于万乘之君。看待刺杀万乘之君如刺平民。不敬畏诸侯。恶声到来，必回击。孟施舍养勇，说：『看待不能胜犹如能胜。估量敌人才进，谋虑胜算才交锋，那是畏惧三军。我哪能必胜？只是能无畏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二人的勇，不知谁贤，然而孟施舍守得简要。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爱好勇吗？我曾从夫子听过真正的大勇：反躬自问而不直，虽对褐衣平民，我也不恐吓他；反躬自问而直，虽千万人我也前往。』孟施舍守气，又不如曾子守得简要。」

公孙丑：「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能听听吗？」

孟子：「告子说：『在言语上不得，不在心上求；在心上不得，不在气上求。』在心上不得而不求于气，可以；在言语上不得而不求于心，不行。志是气的统帅，气是体的充溢。志到哪里，气随之。所以说：持守其志，不暴乱其气。」

公孙丑：「既说『志至焉、气次焉』，又说『持其志、无暴其气』，为什么？」

孟子：「志专一则动气，气专一则动志。那跌倒奔跑的，是气，却反而扰动其心。」

公孙丑：「请问先生擅长什么？」

孟子：「我能知言，我善于涵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难说。它作为一种气，至大至刚，用直道涵养而不加伤害，就充塞于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配合义与道，没有这二者就萎缩。它是集义所生，不是偶然袭取义就能得到的。行为有愧于心就萎缩了。所以我曾说告子不曾知义，因为他把义看作外在。一定要念念用力于集义而不要预期，心勿忘，勿助长。不要像宋人那样。宋人担心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昏沉沉回家，对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助苗长高了！』他儿子跑去一看，苗却枯槁了。天下不助苗长的很少。以为无用而放弃的，是不耘苗的人。助它长的，是拔苗的人，不但无益，反而害了它。」

公孙丑：「什么是知言？」

孟子：「偏颇的言辞知道它蔽塞所在，浮夸的言辞知道它陷溺所在，邪僻的言辞知道它离正所在，遁避的言辞知道它理屈所在。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信从我的话。」

公孙丑：「宰我、子贡善于辞令，冉牛、闵子、颜渊善于德行；孔子兼而有之，说：『我于辞命，则不能。』那么先生已经圣人了吗？」

孟子：「哎！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则我不能，我是学不厌而教不倦。』子贡说：『学不厌，是智；教不倦，是仁。仁且智，先生已是圣了。』圣，孔子都不居，这是什么话？」

公孙丑：「从前私下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请问先生自处？」

孟子：「姑且放下这个。」

公孙丑：「伯夷、伊尹怎样？」

孟子：「道不同。不是他的君不事奉，不是他的民不使唤，治世就进，乱世就退，是伯夷。什么君不可事？什么民不可使？治世也进，乱世也进，是伊尹。可以仕就仕，可以止就止，可以久就久，可以速就速，是孔子。都是古圣人。我未能有行，至于所愿，则学孔子。」

公孙丑：「伯夷、伊尹与孔子，是同类吗？」

孟子：「不，自有生民以来，没有孔子。」

公孙丑：「那么有相同吗？」

孟子：「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临之，都能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都不肯做。这是相同。」

公孙丑：「请问他们所以不同？」

孟子：「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他们虽有所偏好，却不至阿谀所好。宰我说：『以我观夫子，贤于尧舜远了。』子贡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衡量百世之王，没有人能违背。自有生民以来，没有夫子。』有若说：『岂只人呢！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丘，河海之于积水，是同类。圣人之于人，也是同类。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没有盛于孔子的。』」

孟子说：「倚仗实力而假借仁义的是霸，霸必凭大国；以德行仁的是王，王不须大国，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的，不是心服，是力不足；以德服人的，中心喜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没有不归服。』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行仁就荣耀，不仁就屈辱。如今厌恶屈辱却处于不仁，这如同厌恶潮湿却住低处。如果厌恶它，不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安闲，趁这时修明政刑，虽大国必畏之。《诗经》说：『趁天未阴雨，取那桑皮，缠缚门窗。如今下面的人，谁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诗的人，是懂得道啊！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如今国家安闲，趁这时却享乐怠傲，是自求祸患。祸福无不自己求来的。《诗经》说：『永远配合天命，自求多福。』《太甲》说：『天作孽，犹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尊重贤才、任用能人，俊杰在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喜悦而愿立于其朝了。市场，给仓储而不征税，有法度而不夺其货，那么天下的商人都喜悦而愿藏于其市了。关口，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喜悦而愿出于其路了。耕者，助耕而不另收税，那么天下的农人都喜悦而愿耕于其野了。民居，无夫布里布之征，那么天下的百姓都喜悦而愿做他的子民了。真能行这五者，则邻国之民仰望他如父母。率领子弟攻打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没有能成功的。这样，就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是天吏。这样还不能王，是从来没有的。」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先王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这才有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在掌心运转。所以说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如今人突然看见小孩要掉进井里，都有惊骇同情的心；不是要结交小孩的父母，不是要在乡党朋友中博取名誉，也不是厌恶那呼声才如此。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的，不是人。没有羞恶心的，不是人。没有辞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端绪；羞恶心，是义的端绪；辞让心，是礼的端绪；是非心，是智的端绪。人有这四端，如同有四肢。有这四端却自谓不能的，是自我戕贼；说他的君不能的，是戕贼其君。凡在我身上有四端的，知道都要扩充它，如火的初燃，泉的初涌。若能扩充，足以安定四海；若不扩充，不足以事奉父母。」

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造甲的人不仁吗？造箭的唯恐不伤人，造甲的唯恐伤人。巫医和匠人也是如此。所以术业不可不谨慎。孔子说：『里中有仁则美。选择而不处仁，怎得智？』仁，是天降的尊爵，人的安宅。没人阻挡却不仁，是不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是被人役使。被人役使却以被役为耻，如同弓人耻于造弓、矢人耻于造矢。如果耻之，不如为仁。仁者如射箭：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罢了。」

孟子说：「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就高兴。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大舜更伟大，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于取人之善以为善。从耕稼、制陶、打渔，直到为帝，无非取于人。取人之善以为善，是与人同善。所以君子没有比与人为善更大的了。」

孟子说：「伯夷不是他的君不事奉，不是他的友不交。不立于恶人的朝廷，不与恶人说话；立于恶人的朝廷、与恶人说话，如同穿朝衣朝冠坐在泥炭上。推其厌恶恶人的心，设想与乡人立，那乡人冠不正，就望望然离开，像怕被沾污。所以诸侯虽有善言辞来邀请的，也不受。不受，也是不屑接近。柳下惠，不羞于污君，不卑于小官。进用不隐藏贤能，必以其道。被遗弃而不怨，困穷而不悯。所以说：『你是你，我是我。虽赤身裸体在我旁，你怎能沾污我！』所以悠然与他相处而不失己，有人挽留就留下。挽留就留下，也是不屑离去。」孟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狭隘与不恭，君子不从这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