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方夷族地方的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夷族地方的人。两地相距，有一千多里；时代相隔，有一千多年。可是当他们得志在中原推行自己的主张时，却像符节相合一样契合。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是一致的。」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用自己的乘舆帮助人们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这是小恩小惠，却不懂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修成走人的小桥，十二月修成走车的大桥，百姓就不会为渡水发愁了。君子把政事治理平顺，出行时让行人回避都可以。哪能一个个去帮人渡河呢？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如果去讨每一个人的欢心，时间也远远不够啊。」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作自己的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狗马，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王说：「礼制规定，为旧日的君主服丧，要怎样才可以为他服丧呢？」孟子说：「臣下的劝谏被采纳、建言被听从，恩泽下达到百姓；臣下因为有故离去，君主派人引导他出国境，又先去他所要去的地方打点；离开三年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和里居。这就叫做三有礼。这样，臣下就会为他服丧了。如今做臣下的，劝谏不被实行，建言不被听从；恩泽不下达到百姓；有故离去，君主就拘捕他，又在他所去的地方陷他于困穷；离去的当天，就收回他的田地和里居。这就叫做仇敌。对仇敌，还服什么丧呢？」

孟子说：「无罪而杀戮士人，大夫就可以离开；无罪而戮杀百姓，士人就可以迁走。」

孟子说：「君主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义，就没有人不义。」

孟子说：「似是而非的礼、似是而非的义，大人是不会去做的。」

孟子说：「中正的人去教养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去教养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有贤明的父兄。如果中正的人抛弃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贤与不贤的差距，其间连一寸都量不出来，也就没有分别了。」

孟子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

孟子说：「谈论别人的不好，该拿日后的祸患怎么办呢？」

孟子说：「仲尼不做太过分的事。」

孟子说：「大人，说话不一定要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要事事到底，只看是否合乎义罢了。」

孟子说：「大人，就是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的人。」

孟子说：「养活父母还够不上算大事，只有送终才可以算大事。」

孟子说：「君子用大道来加深造诣，是希望自己能自得于心。自得于心，就能安稳地守着它；安稳地守着它，就能积蓄深厚；积蓄深厚，那么取用起来就左右逢源，所以君子希望自己能自得于心。」

孟子说：「广博地学习，又详细地解说它，是要用来回归到简明的根本道理上。」

孟子说：「用善来压服人的，没有能真服人的；用善来教养人的，这才能使天下归服。天下人不心服而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

孟子说：「说话没有实质内容是不好的。不好的实质，该由埋没贤才的人来承当。」

徐子说：「仲尼屡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是从水取什么呢？」孟子说：「有源头的泉水滚滚涌出，昼夜不停。填满洼坑再往前流，奔放到四海，有根本的就像这样，孔子取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没有根本，七八月间雨水汇集，沟渠都满了；可它干涸起来，也是立等可待的。所以名声超过实情，君子以为耻辱。」

孟子说：「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点，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洞察人际关系的准则，是顺着仁义去做，不是勉强去行仁义。」

孟子说：「禹厌恶美酒而喜欢善言。汤持守中道，举用贤人不拘常格。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受了伤，总怕扰害，望见大道却像还没看见，总觉不足。武王不轻慢近臣，不遗忘远人。周公想兼学三代之王，来施行这四事；遇到不合的地方，仰头思索，夜以继日；侥幸想通了，就坐着等天亮去实行。」

孟子说：「王者采诗的足迹熄灭了，诗也就亡了；诗亡了，然后《春秋》才作。晋国的《乘》，楚国的《檮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它们所记的事是齐桓、晋文，它们的文辞是史官之笔。孔子说：『那褒贬之义，是我私自取来的。』」

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就断绝，小人的恩泽五代也断绝。我没能做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到孔子的学说的。」

孟子说：「可以取，也可以不取，取了便伤廉；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给了便伤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便伤勇。」

逄蒙向羿学射，学尽了羿的射术，心想天下只有羿胜过自己，于是杀了羿。孟子说：「这事羿也有罪。」公明仪说：「好像是无罪的吧。」孟子说：「不过是罪轻些罢了，哪能无罪？郑国人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病发作，不能拿弓，我死定了！』问他的仆人说：『追我的是谁？』仆人说：『是庾公之斯。』他说：『那我活了。』仆人说：『庾公之斯是卫国善射的人，您却说吾生，是什么意思？』他说：『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向我学射。那尹公之他是端正的人，他选的朋友一定也是端正的。』庾公之斯追到了，说：『先生为什么不拿弓？』说：『今天我病发作，不能拿弓。』说：『我向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向先生学射。我不忍心用先生的射术反过来害先生。即便如此，今天的事是国君的事，我不敢废弃。』于是抽出箭，敲掉箭头，发了四支箭然后回去。」

孟子说：「西施要是蒙上不洁的东西，那么人们都会捂着鼻子走过她；虽然有丑陋的人，斋戒沐浴之后，却可以祭祀上帝。」

孟子说：「天下人谈论本性，只要顺着它的本来状况就是了。顺着本来状况，是以顺当便利为本。人们厌恶聪明，是因为它穿凿。如果聪明人像禹治水那样，那就不厌恶聪明了。禹治水，是顺着水自己无所作为，因势利导。如果聪明人也顺着自然无所穿凿，那聪明也就大了。天那样高，星辰那样远，如果推求它的所以然，千年的冬至，也可以坐着算出来。」

公行子为儿子办丧事，右师前往吊唁，进门时，有上前同右师说话的，有走到右师座位旁同右师说话的。孟子不同右师说话，右师不高兴地说：「各位君子都同我驩说话，只有孟子不同我说话，这是怠慢我驩啊。」孟子听说了，说：「按礼，在朝廷上不越过位次交谈，不跨过台阶作揖。我是想行礼，子敖却以为我怠慢，不也奇怪吗？」

孟子说：「君子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存心。君子把仁存在心里，把礼存在心里。仁者爱人，有礼的人敬人。爱人的，别人常爱他；敬人的，别人常敬他。假如有个人，他用蛮横无理对待我，那么君子一定反躬自问：一定是我不仁，一定是我无礼，不然这等事怎么会到我身上？等他自反已经仁了、已经礼了，那人的横逆还是那样，君子一定又自反：一定是我不忠。自反已经忠了，那人的横逆还是那样，君子就说：『这也不过是个妄人罢了。这样，那同禽兽还有什么分别？对于禽兽又责备他什么呢？』所以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没有一时的祸患。至于那忧虑，是有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成为天下的法度，可以传于后世，我却还不免是个乡里人，这才是可忧的。忧它怎样？只要像舜那样就是了。至于君子所患的祸患，那是没有的。不合于仁的不做，不合于礼的不行。如果有一时的祸患，那君子也不以为患了。」

禹、后稷处在太平之世，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孔子称许他们。颜子处在乱世，住在陋巷，一篮子饭、一瓢水，别人受不了那忧愁，颜子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称许他。孟子说：「禹、稷、颜回是同道的。禹想着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像自己淹着他们；稷想着天下有饿着的人，就像自己饿着他们，所以才那样急。禹、稷、颜子如果交换地位，也都会那样。现在假如有同屋的人打架，去救他，即使披散着头发、连冠缨都来不及系就去救，也是可以的。乡邻有人打架，披发缨冠跑去救，那就是糊涂了，即使关起门来不管也可以。」

公都子说：「匡章，全国人都说他不孝。先生却同他交游，又从而礼待他，请问为什么？」孟子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四肢懒惰，不顾父母的供养，一不孝；爱赌博喝酒，不顾父母的供养，二不孝；贪钱财，偏爱妻儿，不顾父母的供养，三不孝；放纵耳目欲望，使父母受辱，四不孝；好勇斗狠，危及父母，五不孝。章子可曾沾上一条吗？那章子，是父子之间责求为善而彼此合不来。责求为善，是朋友之道；父子之间责善，是伤害恩情最重的。那章子，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之属吗？是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亲近，才赶出妻子、屏退儿子，终身不养他们。他存心以为，不这样，就是罪更大的了，这就是章子的情况啊。」

曾子住在武城，有越国的寇兵来。有人说：「寇来了，何不离开这里？」曾子说：「不要让别人住我的屋子，毁坏那里的柴木。」寇退了，就有人说：「修整我的墙屋，我将回来。」寇退了，曾子回来了。左右的人说：「武城人待先生这样忠诚恭敬。寇来时您先离开给百姓做了榜样，寇退了就回来，恐怕不可以吧。」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懂的。从前沈犹家遇负刍之祸，跟从先生的七十个人，没有一人参与。」子思住在卫国，有齐国的寇兵来。有人说：「寇来了，何不离开这里？」子思说：「如果我孔伋走了，国君同谁守城？」孟子说：「曾子、子思是同道的。曾子是前辈，是父兄；子思是臣下，是微末。曾子、子思如果交换地位，也都会那样。」

储子说：「王派人暗中窥视先生，果然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和别人不同的呢？尧舜也和别人一样罢了。」

齐国有人有一妻一妾而同居的，那丈夫每次出去，一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他妻子问同他饮食的是些什么人，他说全是富贵人家。他妻子告诉妾说：「丈夫出去，一定吃饱酒肉才回来；问同他饮食的，全是富贵人家，可是家里从没见有显贵的人来过，我将暗中看丈夫所去的地方。」清早起来，曲折跟在丈夫后面，走遍城中没一个站住同他说话的。最后到了东门外坟地里，走向祭扫的人，讨些残剩的；不够，又回头到别处去讨，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办法。他妻子回来，告诉妾说：「丈夫，是我们仰望依靠过一辈子的人。如今竟是这样。」同妾一起讥笑丈夫，在庭中相对而哭。而丈夫还不知道，洋洋得意从外面回来，向妻妾摆架子。由君子看来，那些求富贵利达的人，他们的妻妾不以为羞、不相对而哭的，是很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