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十-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朋友们:
前信略谈了各门艺术的差别和关系以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
的独特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就可接着谈文学创作中“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这个重要问题了。
艺术创作的功用不外是抒情、状物、叙事和说理四大项。各
门艺术在这四方面各有特点,例如音乐和抒情诗歌特长于抒情,
雕刻和绘画特长于状物,史诗、戏剧和小说特长于叙事,一般散
文作品和文艺科学论著特长于说理。说理文做得好也可以成为
文学典范,例如柏拉图的《对话集》、庄周的《庄子》、来布尼兹的
《原子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总的来说,文学对上述四大
方面都能胜任愉快,而特长在叙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也主要涉及叙事。事就是行动,即有发展过程的情节。行动的
主角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行动中的人”,即人物。人物性
格(character)这个词在西文中所指的实即中国戏剧术语的“角
色”。character的派生词characterestic是“特征”。在近代文艺
理论中“特征”也带有“典型”的意思。典型(希腊文tupo,英文
type)的原义是铸物的模子,同一模型可以铸造出无数的铸件。
这个词在希腊文与ldee 为同义词,ldee 的原义为印象或观念,引l
申为ideal即理想,因此在西文中过去常以“理想”来代替“典
动发生的具体场合,即客观现实世界,包括社会类型、民族特色、
阶级力量对比、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总之,就是历史发展的现
状和趋势。这些词有时引起误解,所以略加说明。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里曾对艺术典型作了很好的
说明,到近代,西方文艺理论家们才逐渐理解它的很深刻的意
义,其文如下:
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
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是可能的事。·…·
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
大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
普遍性是指某一类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
谈美书筒
种场合会做些什么事,说些什么话,诗的目的就在此,
尽管它在所写的人物上安上姓名。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典型须显出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不是于事已然,而是于理当然;于事已然都是个别的,于理
当然就是具有普遍性,所以说诗比历史更是哲学的,更严肃的,
也就是具有更高度的真实性。不过诗所写的还是个别人物,即
“安上姓名的”人物。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
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正是艺术典型的最精确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对艺术典型
也说得极透辟: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
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
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
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
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
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
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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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这在强调文艺比实际生活更高等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话
不谋而合,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特别点出革命的文艺
“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教育作用。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长期没有发生影响,而长期
发生影响的是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公元前65年一公元8
年)的《诗艺》。这位拉丁古典主义代表把典型狭窄化为“类型”
和“定型”。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普遍性不是根据统计平均数
而是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贺拉斯的“类型”则论量不论质,
普遍性不是合理性而是代表性,具有类型的人物就是他那一类
人物的代表。贺拉斯在《诗艺》里劝告诗人说:“如果你想听众
屏息静听到终场,鼓掌叫好,你就必根据每个年龄的特征,把随
着年龄变化的性格写得妥贴得体,·不要把老年人写成青年
人,把小孩写成成年人。”可见类型便是同类人物的常态,免不
了公式化、概念化,既不顾具体环境,也不顾人物的个性。
类型之外,贺拉斯还提出“定型”。他号召诗人最好借用古
人在神话传说或文艺作品中已经用过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古人
把一个人物性格写成什么样,后人借用这个人物性格,也还应写
成那样,例如荷马把阿喀琉斯写成“暴躁、残忍和凶猛的人物”,
你借用这个古代英雄,也就得把他写成像荷马所写的那样。这
种“定型”正是中国旧戏所常用的,例如写曹操或诸葛亮,你就
得根据《三国演义》,写宋江或鲁智深,你就得根据《水浒》,写林
黛玉或尤三姐,你就得根据《红楼梦》。
贺拉斯之后,西方文艺理论发生影响最大的是十七世纪法
国新古典主义代表布瓦罗,他也写过一本《诗艺》,也跟着贺拉
斯宣扬类型和定型。这种使典型庸俗化和固定化的类型为-般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而牺牲特殊,为传统而牺牲现实,当然不合我们近代人的口味,
但是在过去却长期受到欣赏。理由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统
治阶级(特别是封建领主)为了长保政权,要求-切都规范化和
稳定化,类型便是文艺上的规范化,定型便是文艺上的稳定化。
也是为了这种政治原因,过去在文艺上登上舞台的主角一般就
是在政治上登上舞台的领导人物,他们总是被美化成威风凛凛
不可一世的英雄,至于平民-般只能当喜剧中的丑角乃至“跑
龙套的”,在正剧中至多也只当个配角。类型和定型盛行的另
一个理由是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一般倾向
谈
美书
保守。所以一般听众对自己所熟知的人物和故事比对自己还很
生疏的题材和音调更喜闻乐见。就连我们自已也至今还爱听
简
《三国演义》、《封神榜》和《水浒》之类旧小说中的故事和取材
于它们的戏剧和曲艺。
话虽如此说,自从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艺术典
型观也确实起了两个重大的转变。"、在-一般与特殊(共性与
个性)的对立关系上,重点由共性转向个性,终于达到共性与个
性的统-。解放个性原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理想。二、在人
物行动的动因方面,艺术典型由蔑视或轻视环境转向重视环境,
甚至比人物性格还看得更重要。从前只讲人物性格,现在却讲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主要由于近代社会政局的激变
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造成的。在美学中这两大转变
由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开其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集其大成。现在分述如下:
-、艺术典型作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所涉及的首要问题
是在创作过程中究竟先从哪一方面出发,是从共性还是从个性?
这也就是从公式、概念出发还是从具体现实人物事迹出发?首
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德国诗人歌德。他在一八二四年的《关于
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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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究竟为-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
般,这中间有很大的分别。由前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
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一种程序
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
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住这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
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事后才意识到。
这个提法很好地解决了形象思维与文艺思想性的关系问
题,是一一个现实主义的提法,在当时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黑格尔受歌德的影响就很深,在他的《美学》里多次提到歌
德的这类思想。但是他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个著名的美的
定义(亦即艺术典型的定义)显然还是从概念出发,带有客观唯
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比歌德毕竟前进了一步,他认识到歌德
还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充分强调过的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
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环境”在黑
格尔的词汇中叫做“情境”(Situation),是由当时“世界情况”
(WeltZustand)决定的。世界情况包括他有时称之为“神”的
“普遍力量”,即某特定时代的伦理、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人生理
想,例如恋爱、名誉、光荣、英雄气质、友谊、亲子爱之类所凝成的
“情致”。这些情致各有片面性,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冲突斗争
(例如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
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可以显出他的性格,才“揭露出他究竟
是什么样的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只有借矛盾对立的
伟大和刚强的程度才能衡量出来”。他这样运用辩证发展的观
点来说明人物性格的形成,是颇富于启发性的。他的著名的悲
剧学说就是根据这种辩证观点提出来的。
黑格尔虽从“理念”出发,却仍把重点放在“感性显现”上,
体现理想的人仍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说得很
明确:
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
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
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在这一点上他毕竟仍和歌德一致,他在《美学》中对一些人
性格的分析也显出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形
成他们的艺术典型观的。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里谈她的
《旧人与新人》时说:
·.…·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个人。
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是“一个这个”(Eindieser),
而且应当是如此。
不少的读者(包括过去的我自己)感到“一个这个”很费解。其
实这个出自《精神现象学》的词组原指“-一个这样的具体感性事
物”,在这里就指“个这样的具体人物”,亦即上文“一定的个
人”,仍须和上文“每个人都是典型”句联系在一起来看,仍是强
调典型与个性的统一。恩格斯在下文批评《旧人与新人》的缺
点说,爱莎过于理想化”,“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
融到原则里去了”,就是说概念淹没了个性,还不够典型。从此
可以体会出上引一段话与其说是称赞《旧人与新人》,倒不如说
是陈述他自己的艺术典型观,特别是因为他引了黑格尔的话之
后加上了“而且应当是如此”。
已成成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由恩格斯在《致
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首次提出的: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
①黑格尔:《美学》第--卷,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文略有
改动。
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认为《城市姑娘》还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作者
对其中人物在消极被动方面的描绘,虽说是够典型的,“但是环
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
了。”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八八七年左右,当时工人运动已在蓬勃
发展,而《城市姑娘》却把当时工人阶级描写成消极被动的一
群,等待“来自上面”的恩施,这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
也就是说,环境不够典型。环境既是“环绕着书中人物而促使
他们行动的”,环境既不是典型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典型的
了。恩格斯与人为善,话往往说得很委婉,在肯定她的人物够典
型之前加上一句“在他们的限度之内”(Sofar as theygo,信原是
用英文写的),也就是说“像你所设想的他们那样消极被动”。
这封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恩格斯把“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看作现实主义的主要因素。典型既然这样与现实主
义联系起来,双方都因此获得一个新的更明确的涵义,就是符合
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尊巴尔扎克的《人
间喜剧》,也正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一八一六至一八四八年的
历史发展中一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最能说明典型须符合历史发展真实情况的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分别答复拉萨尔的两封信。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指责拉萨尔所
谓“革命悲剧”《佛朗茨·封·济金根》里把一个已没落而仍力
图维护特权的封建骑士,写成一个要求宗教自由和民族统一的
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向罗马教廷和封建领主进行斗争。拉萨
尔没有看到当时革命势力是闵泽尔所领导的农民和城市平民。
他这个机会主义者竟歪曲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况和趋势。更荒
谬的是他把十七世纪的德国封建骑士的内哄的失败说成“革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悲剧”,而且认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欧洲各国革
命的失败也都是复演那次骑士内哄的悲剧,并预言将来的革命
也会复演那次悲剧,理由是革命者“目的无限而手段有限”,不
得不要“外交手腕”进行欺骗。这就不但根本否定了革命,也否
定了历史发展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甚至扬言农民起义
比起骑士内哄还更反动。马克思看出他不可救药,便不再回他
的信,于是轰动一时的“济金根论战”便告结束。
从上引几封信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把典型环境看作决
定人物性格的因素,而典型环境的内容首先是当时阶级力量的
对比。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朝前看的,他们的同情始终是寄托在
前进的革命的一方。他们赋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以一
种崭新的意义:典型环境是革命形势中的环境,典型人物也是站
在革命方面的人物。我们研究剧本和小说,如果经常根据马克
思主义的典型观,对环境和人物性格都进行认真的分析,对文学
作品和美学理论的理解就会比较深透些,今后不妨多在这方面
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