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语言和文字
二 声、韵、调
三 形、音、义
四 字、词、句
五 意内言外（一）字义约定俗成
”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讲，其说不一，不必详细讨论。我们只是借用这四个字做题目，谈谈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前一章说过，一个句子的意思不等于这个句子里一个个字的意思的总和。可是句子的意义离不开字的意义，这是用不着说的，现在就从字义谈起。
一个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换一种提法，为什么这个意思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例如为什么管某种动物叫“马”，不管它叫“牛”回答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管它叫马么，你还能管它叫牛？”象声性质的字，例如“澎湃、淅沥、朦胧、欷[
”，它的意义跟它的声音有联系，不容怀疑。有些字，例如“大”和“小”，“高”和“低”，是不是当初也有点儿用声音象征意义的味道（a对i，也就是“洪”对“细”），那就很难说了。
就算是吧，这种字也不多。有些字不止一个意义，可以辗转解释。例如“书”有三个意义：（1）书写，（2）书籍，（3）书信，后两个意义显然是从第一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可是当初为什么管写字叫“书”呢，回答仍然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这么说么”。这就是所谓“约定俗成”。
二千多年以前的荀子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当然，“约之以命”不能死看，决不是召集大家来开一个会，决定管一种动物叫“马”，管另一种动物叫“牛”，而是在群众的语言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一致。根据约定俗成的道理，字义形成之后就带有强制性，可是字音和字义的最初结合却是任意的，武断的。单字意义的形成是任意的，字组意义的形成就不是完全任意的了。
比如“白纸”、“新书”、“看报”、“写字”，它们的意义是可以由“白”、“纸”等等单字的意义推导出来的。可是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约定俗成的成分。随便说几个例子：（1）“保”和“护”的意思差不多，可是只说“保墒、保健”和“护林、护航”，不能倒换过来说“护墒、护健、保林、保航”。
（2）“预报”和“预告”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广播节目里只有“天气预报”，不说“天气预告”，出版社的通告里只有“新书预告”，不说“新书预报”。
（3）“远距离”和“长距离”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操纵是“远距离操纵”，赛跑是“长距离赛跑”。
（4）“赤”和“白”是两种颜色，但是“赤手空拳”的“赤手”和“白手起家”的“白手”是同样的意思，都等于“空手”。可是尽管意思一样，不能倒换着说。
（5）“火车”一度叫做“火轮车”，“轮船”一度叫做“火轮船”，后来都由三个字缩成两个字，可是一个去“轮”留“火”，一个去“火”留“轮”。
（6）两相对待的字眼合起来说，“大小、长短、远近、厚薄”都是积极的字眼在前，消极的字眼在后，可是“轻重”是例外。“高低”属于“大小”一类，但是“低昂”又属于“轻重”一类。
（7）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有固定的次序，例如“精、细、致、密”四个字组成“精细、精致、精密、细致、细密、致密”六个词，每个词的内部次序是固定的，不能改动（更奇怪的是都按照“精、细、致、密”的顺序，没一个例外）。地名联用也常常是固定的，例如“冀鲁、鲁豫、苏皖、江浙、闽广、湘鄂、滇黔、川黔、川陕、陕甘”。
（8）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因为排列的次序不同，意思也有分别，例如“生产”（工农业生产，生孩子）和“产生”（一般事物），“和平”（没有战争或斗争）和“平和”（不剧烈），“查考”（弄清楚事实）和“考查”（按一定要求来检查），“展开”和“开展”（使展开），“担负”（动词）和“负担”（名词），“罗网”（自投罗网）和“网罗”（网罗人才）。这些例子都说明字的组合也常常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就是所谓“熟语性”。
五 意内言外（二）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
语言是发展的，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我们日常用到的字或词十之八九都是多义的。说笑话的人常常利用一字多义来逗笑。举几个相声里边的例子。(1)《歪讲三字经》里有两句是“沉不沉，大火轮”，就是利用“沉”字的不同意义(沉重，沉没)。(2)《字谜》里边一位演员出了一个字谜是“一竖，一边儿一点”，让另一位演员猜。你说是“小”，他就说是“卜”，你说是“卜”，他就说是“小”。这是利用“一边儿”的不同意义(每一边，只一边)。(3)《全家福》里边甲演员问：“你和你哥哥谁大?”乙演员：“废话!当然我哥哥比我大呀。”甲演员：“我哥哥就比我小，才齐我这儿。”这是利用“大、小”的不同意义(论年纪，论个儿)。
就说“大、小”这两个字吧，意思也够复杂的。比如说，有“小哥哥”，年纪比我大，所以是哥哥，可是在几个哥哥里他最小，所以又是小哥哥。又有“大兄弟”，那不是自己的兄弟，只是因为年纪比我小，只好叫他兄弟，可是他排行第一，或者不知道他行几，只是要表示客气。叫他大兄弟(“大叔、大婶”也是一样)。再比如说，“大李比小李大，可是两个人都不大，都不到二十”，大李就成了又大又不大，前者是相对地说，后者是绝对地说。再还有，“一个大组分三个小组”，这个“大、小”是就层次说；“第三组是个大组，第四组是个小组”，这个“大、小”又是就人数多寡说了。
再说几个例子。(4)“有色人种”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白色；“有色金属”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黑色(“黑色金属”=铁)。(5)“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给不给?”“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不给。”按第一句说，只有“给不给”才成为问题，可是到了第二句，光是“不给”也成为问题了。(6)“他不会说话”。如果“他”是个小小孩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会用一般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是个大人(不是哑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善于说话，以至于得罪了人什么的。(7)《三千里江山》里说：“姚志兰的好日子本来择的明天。大家的好日子看看过不成时，谁有心思只图个人眼前的欢乐?”这两个“好日子”，一个是一般的意义，一个专指结婚的日子。(8)《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维夏：“什么消息?”季交恕：“蒋介石开刀啦!”方维夏：“什么病开刀?”季交恕：“你还睡觉!杀人!……”我们前回曾经用“爸爸要开刀”做主动被动两可的例子，这里的“开刀”除主动被动的分别外，还有动手术和杀人的分别。
有些字眼，正反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1)“好热闹”和“好不热闹”都是很热闹的意思，“好容易”和“好不容易”都是很不容易的意思。(2)“差点儿忘了”和“差点儿没忘了”是一个意思，都是几乎忘了，可还是想起了。(3)“小心撒了”和“小心别撒了”也是一个意思，都是叫你别撒了。(4)“除非你告诉他，他不会知道”和“除非你告诉他，他才会知道”是一个意思。第一句的“除非你告诉他”可以改成“如果你不告诉他”，第二句不能这样改。(5)“难免要引起纠纷”，“不免要引起纠纷”，“难免不引起纠纷”，全都说的是有引起纠纷的可能。(6)“我怀疑他会不会已经知道”是说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但是希望他不知道)。“我怀疑他会不知道”等于说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尽管据他自己说或是照你估计他是不知道的)。“我怀疑他已经知道了”可就又等于说我估计他已经知道了。这些例子都涉及否定和疑问。一碰上这些概念，许多语言里都会闹纠纷，会出现似乎矛盾的说法。例如双重否定应该等于肯定，可是有些语言里连用两个否定的字眼，意思还是否定的。俄语“Он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эал，”一个个字翻出来是“他没有什么不说了”，可是意思是“他什么也没说”。法语也是一样，“Ⅱn’a rien dit，”照单字分别讲是“他没没有什么说”，意思可是“他什么也没说”。法语在含有怀疑、否认、担心、避免等等意思的动词后面的副句里常常加上一个“不”字，用汉语说都得去掉。例如“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是“我怕他会来”，“Je ne doute pas qu’il ne vienne”是“我毫不怀疑他会来”，这两句里的ne在说汉语的人看来都是多余的。还有，法语可以说“avant qu’il ne parte”或者“avant qu’il parte”，这倒是跟汉语一样，“在他没离开以前”和“在他离开以前”是一个意思。
上一章我们说过些例子，同样几个字的一句话，因为语法关系不同，意思就不一样。其实同一种语法关系，包含的意思也是种种不一的。比如同样是修饰或限制关系，“布鞋”是用布做的鞋，“鞋面布”是用来做鞋面的布；“蜜蜂”是酿蜜的蜂，“蜂蜜”是蜂酿的蜜。同样是“马”字当头，“马车”是马拉的车，“马路”是车马通行的路，“马队”是骑兵的队伍，“马刀”是骑兵用的刀，“马褂”原先是骑马时穿的短外套，“马褥子”是骑马用的垫子，“马鞭子”是赶马用的鞭子，“马料”是喂马的草料，“马夫”是管马的人，“马医”是给马治病的人，“马戏”原来是在马上表演的杂技(现在连老虎、狮子等等的表演都包括进去了)，“马面”指人的脸长得特别长(“牛头马面”是真的马脸)，“马桶”的得名说法不一，原先大概是象形。
同样是中间加一个“的”字，“我的笔”我可以送给人，“我的年纪”年年不同，“我的名字”既不能送给人，也不能随时改变。甚至同样几个字可以有两种意思：“我的书”可以是我买的，也可以是我写的；“你的信”可以是你寄给人的，也可以是人寄给你的；“他的照片，，可以是把他照在里边的，也可以是他收藏的；“我的牌是新买的”，这副牌永远是我的，除非我把它送给人，“这回我的牌可好了”，这副牌几分钟之后就不存在了；“跑码头的专家”可以是对坐在家里的专家而言，也可以指一个先进的采购员。有人说“学习雷锋的好榜样”有语病，因为学习的是雷锋本人。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雷锋的好榜样”完全可以理解为“雷锋这个好榜样”。
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更加是多种多样，有的得用许多话才说得清楚。同一个“跑”字，“跑街、跑码头、跑江湖、跑天津”是说在哪些地方跑来跑去，“跑买卖”是为什么目的而跑，“跑警报”是为什么原因而跑，“跑单帮、跑龙套”是以什么身份而跑，“跑马”是让马为自己服务，“跑腿”是自己为别人服务，“跑电、跑水”是拦不住某种东西跑掉，“跑肚”是拦不住肚子里的东西跑掉。一般常说宾语代表动作的对象，那么上面例子里的名词都不能算做宾语，可是不算宾语又算什么呢?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确实是说不完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说几个难于归类的例子：“报幕”、“谢幕”、“等门”、“叫门”、“跳伞”、“冲锋”、“闹贼”、“赖学”、“偷嘴”——这里的动作和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您说?汉语里能在动词后面加个什么名词是异常灵活的，有了上下文常常可以出现意想不到的组合：例如“何况如今穷也不是穷你一家”(高玉宝)，“这些人认为所有的配角都是‘零碎’，一出戏就应当唱他一个人”(萧长华)。
跟修饰关系一样，同一动词加同一宾语还是可以有两种意义。教师说“我去上课”是去讲课，学生说“我去上课”是去听课；大夫说“我去看病”是给人看病，病人说“我去看病”是让人给他看病。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语言实践中的经济原则：能用三个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个字，一句话能了事的时候不说两句。比如“谢幕”，要把其中的意思说清楚还真不简单：“闭幕之后，观众鼓掌，幕又拉开，演员致谢”——这不太罗嗦了点儿吗?当然，经济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的体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汉语里说“你见着他了没有?见着了，”英语说“Did you see him? Yes，I did．”汉语的回答必须重复问话里的动词，英语可以用did这个单音助动词来代替；英语did前边必得说出主语，汉语“见着了”前边不必说“我”；英语要在前面来个yes，汉语不要。总的说来，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汉语里真正的介词没有几个，解释就在这里。
五 意内言外（三）什么是“意义”
五 意内言外（四）语言的地面上坎坷不平
总之，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有字句显示的意义，有字句暗示的意义；在字句显示的意义之中，有单字、单词的意义，有语法结构的意义。这种种情况从前人也都知道，所以才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求之于字里行间”这些个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是不是可以说：语言的确是一种奇妙的、神通广大的工具，可又是一种不保险的工具。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语言的地面上是坎坷不平的，“过往行人，小心在意”。说话的人，尤其是写文章的人，要处处为听者和读者着想，竭力把话说清楚，不要等人家反复推敲。在听者和读者这方面呢，那就要用心体会，不望文生义，不断章取义，不以辞害意。归根到底，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它的效率如何，多一半还是在于使用的人。
六 古今言殊（一）语言也在变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
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
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
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
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的演变获得一定的认识。
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
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一段：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
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忌不自信…
…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
不能光看字形。
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曰、孰、吾。
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12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
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
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
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
有的只在极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 (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测)、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
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
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
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
“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 (“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
“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
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
…
说)、其(他的；
“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
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明日”，这里作“次日”讲)、之(他)、若(比得上)。
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
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
”才跟现代句法相同。
“君美甚”现在说“您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
“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 (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
“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
“与坐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
“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02
六 古今言殊（二）语汇的变化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
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
有些字眼儿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
例如《诗经·鲁颂》的《𬳶》（《鲁颂·𬳶》）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16种：“驈”(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黄白相间的)，“骊”(纯黑的)，“黄”(黄而杂红的)，“骓”(青白杂的)，“𬳵”(黄白杂的)，“骍”(红黄色的)，“骐”(青黑成纹像棋道的)，“驒”(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骆”(白马黑鬃)，“駵”(红马黑鬃)，“雒”(黑马白鬃)，“骃”(灰色有杂毛的)，“騢”(红白杂的)，“驔”(小腿长白毛的)，“鱼”(两眼旁边毛色白的)。
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
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
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
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
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供人坐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
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来才写作“椅”。
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来才写做“凳”。
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就叫“卓子” (“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来才把“卓”写做“桌”。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
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译为主，音译词 (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
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哔叽、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
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爱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来苏水、滴滴涕、逻辑、米(米突)、克(克兰姆)、吨、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
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儿”，不叫做“几”了。
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只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
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坐行就是膝行 (蒲服即匍匐)；
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
“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地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
“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
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异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
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
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
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
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
“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词义也可以转移。
比如“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中心不戚”。
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僮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
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默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
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词义也会弱化。
比如“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
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
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
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首”变成“头” (原来同义)，“口”变成“嘴”(原来指鸟类的嘴)，“面”变成“脸”(原来指颊)，“足”变成“脚”(原来指小腿)。
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
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
古代说“居”，现代说“住”；
古代说“行”，现代说“走”。
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
古代的“恶”，现代叫“坏”；
古代的“甘”，现代叫“甜”；
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
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
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 (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
03
六 古今言殊（三）语法、语音的变化
语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语序，像“吾谁欺？
”“不我知”“夜以继日”，现代不用了。
有些现代常用的格式，像“把书看完”这种“把”字式，“看得仔细”这种“得”字式，是古代没有的。
可是总起来看，如果把虚词除外，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词汇的变化那么大。
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
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
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
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
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róng)。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shēng)。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chéng)。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qíng)。
”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一千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
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诗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的。
例如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
”“郭”“白”“一”“别”四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归入仄声，可是现在“郭”“一”是阴平，“白”“别”是阳平，于是这四句诗就成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
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
例如“江”从“工”得声，“潘”从“番”得声，“泣”从“立”得声，“提”从“是”得声，“通”从“甬”得声，“路”从“各”得声，“庞”从“龙”得声，“移”从“多”得声，“谅”从“京”得声，“悔”从“每”得声，等等。
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汉字的读音，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六 古今言殊（四）从文言到白话
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文字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可是事实上文字的变化总是落后于语言，而且二者的距离常常有越拉越大的倾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学习文字是对着书本学的，——就是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也不是让儿童学会了几十个字母和一套拼音规则就了结，也还是要“念书”的，——书上有的字，口语里不用了，也得学；口语里有的字，书上没有，就学不到。尤其是因为念的书往往是些经典，宗教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经典，它们的权威给文字以极大影响，使它趋于保守。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字是读书识字的人——在古代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交际工具，这种人在人口中占极少数，只要这些人可以彼此了解就行了，不识字的人民群众懂不懂是不考虑的，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儿可以讲给他们听。由于这两个原因，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印度中世纪的梵文，都是显著的例子。
在中国，除了这些原因，还有汉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用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眉发”，既省事，又“古雅”，一举两得。而况口语里有些字究竟该怎么写，也煞费踌躇，虽然历代不断出现新造的字(而且各写各的，以致异体泛滥)，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口语里的字写不出来或者没有一定的写法。同时，汉字的难学使中国的读书识字的人数经常维持很小的比率，而既读书识字则了解传统的文字又比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容易，社会上对于语体文字的需要就不那么迫切，因而造成长期使用所谓“文言”的局面。
跟文言对待的是所谓“白话”。白话最初只在通俗文学里使用，直到五四以后才逐步取代文言，成为唯一通用的书面汉语。这是大概的说法，不免有点简单化。一方面，口语不断冲击书面语，使文言的面貌起变化；另一方面，白话在最初还不能完全摆脱文言的影响，而在它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之后，更不能不从文言吸收许多有用的成分。
上古时代的文字可以拿《书经》做例子：
先王有服，恪遵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日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1]
这在当时应该是接近口语的语体文，不过跟后世的口语差别很大，就被认为是古奥的文言了。
像本文头上引的那一段《战国策》可以代表周朝末年的一般文字，大概跟当时的语言也还相去不远。汉魏以后的文字多数沿袭先秦的语汇、语法，跟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也有多少接受口语影响的文章，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例子。
南齐的文人任昉有一篇弹劾刘整的奏疏，本文是工整的“骈文”(比一般“古文”更多雕琢)，里边引述有关的诉状和供词却是语体。选录一部分如下：
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泛(fàn]毓字孤，家无常子。是以义士节夫，闻之有立。千载美谈，斯为称首。……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十月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斟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臣谨案：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闾阎闟茸[tà-róng]，名教所绝。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纨绔。恶积衅稔[rěn]，亲旧侧目。……
这一段引文的中间部分和前后两部分形成显明的对照。诉状供词，轻则关乎一场官司的胜败，重则牵连到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的性命，人家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记，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写信是代替面谈的，所以一般书信(即除了“上书”之类)总是比较朴素，不能离开口语太远。陆机、陆云两弟兄是晋朝的有名的文人，陆云写给哥哥的信是这样的．
……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颇”是稍微的意思)，为欲作十篇许小者为一分。……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虑。今自好丑不可视，想冬下体中隹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复及以此自劳役。闲居恐复不能不愿[2]，当自消息。
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引里的一个故事做例子：
昔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愚人无智，便食空盐。食已口爽(“爽”是伤、败的意思)，返为其患。
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佛经里边有很多故事，和尚讲经常常利用这些故事，加盐添醋，像说书似的，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扩大范围，佛经以外的故事也拿来说。《敦煌变文集》里还保存着好多这样的故事记录，引一段做例子：
青提夫人闻语，良久思惟，报言：“狱主，我无儿子出家，不是莫错?”狱主闻语却回，行至高楼，报言：“和尚，缘有何事，诈认狱中罪人是阿娘?缘没事谩语？”（“没”就是“什么”）目连闻语，悲泣雨泪，启言：“狱主……贫道小时名罗卜，父母亡没已后，投佛出家……狱主莫嗔，更问一回去。”
除此之外，禅宗的和尚讲究用言语启发，这些问答的话，听的人非常重视，照实记下来，流传成为“语录”。后来宋朝的理学家学他们的样儿，也留下来许多语录。这些语录是很接近口语的，也引一段为例：
诸和尚子……莫空游州打县，只欲捉搦闲话。待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悟，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悟。体你屋里老耶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
白话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难于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一则有些古代文字，象前面任昉的文章里所引诉状，虽然是语体，可是毕竟跟近代的语言差别太大。二则流转下来的资料总是文白夹杂的多；大概说来，记录说话的部分白话的成分多些，叙事的部分文言的成分多些。通篇用语体，而且是比较纯净的语体，要到南宋末年的一部分“话本”（如《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才能算数。甚至在这以后，仍然有文白夹杂的作品出现，《三国演义》就是一个例子。
白话就是这样在那里慢慢地生长着，成熟着。但是一直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直到“五四”之后才占领了整个文艺界的阵地。这跟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实用文的范围内，文言文的优势在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还维持了一个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白话文才成为一切范围内的通用文字。但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白话的面貌跟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大有不同了：它继承了旧白话的传统，又从文言，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从外语，吸取了有用的语汇和语法，大大地丰富了和提高了。
[1]这是《盘庚》上篇里的一段，有顾颉刚先生的译文：“先王的规矩，总是敬顺天命，因此他们不敢老住在一个地方，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徙了五次了。现在若不依照先王的例，那是你们还没有知道上天的命令要弃去这个旧邑，怎说得到继续先王的功业呢!倒仆的树木可以发生出新芽。上天要我们迁到这个新邑中来，原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盛长在这里，从此继续先王的伟大的功业，把四方都安定呢!”
[2] “愿”字疑误。
七 四方谈异（一）汉语有多少方言
汉语有多少方言？
每一个离开过家乡的人，每一个有外乡人的市镇或村庄的居民，都曾经听见过跟自己说的话不一样的外乡话。在像上海这样的“五方杂处”的城市，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机会跟说外乡话的人打交道。比如有一家无锡人搬来上海住，他们家里说的是无锡话，他们楼上住着一家常州人，说的是常州话，隔壁人家是广东来的，说的是广州话，弄堂口儿上“烟枝店婶婶”说的是宁波话。他们彼此交谈的时候，多半用的是不纯粹的上海话，也许有几个老年人还是用他们的家乡话，别人凑合着也能懂个八九成（除了那位广东老奶奶的话）。他们在电影院和收音机里听惯了普通话，所以要是有说普通话的人来打听什么事情，他们也能对付一气。这些人家的孩子就跟大人们有点不同了，他们的普通话说得比大人好，他们的上海话更加地道，那些上过中学的还多少懂几句外国话，在他们的生活里，家乡话的用处越来越小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全国人民至少是大城市居民的既矛盾而又统一的语言（口语）生活。
人家都知道汉语的方言很多，可究竟有多少呢？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看你怎样给方言下定义。如果只要口音有些不同，就算两种方言，那就多得数不清，因为有隔开十里二十里口音就不完全一样。要是一定要语音系统有出入（甲地同音的字乙地不同，而这种分合是成类的，不是个别的），才算不同的方言，大概会有好几百，或者一二千。要是只抓住几个重要特点的异同，不管其他差别，那就可能只有十种八种。现在一般说汉语有八种方言就是用的这个标准。这八种方言是：北方话（从前叫做“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闽南话、闽北话[①]。实际这北方话等等只是类名，是抽象的东西。说“这个人说的是北方话”，意思是他说的是一种北方话，例如天津人和汉口人都是说的北方话，可是是两种北方话。只有天津话、汉口话、无锡话、广州话这些才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只有一种天津话，没有两种天津话。宁可把“方言”的名称保留给这些个“话”──刚才说了，汉语里大概有好几百或者一二千，──把北方话等等叫做方言区。一个方言区之内还可以再分几个支派，或者叫做方言群，比如北方话就可以分华北（包括东北）、西北、西南、江淮四大支。
[①] 这些名称有的用“话”，有的用“语”。有些学者嫌这样参差不好，主张一律称为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等等。能够这样当然很好，不过旧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
七 四方谈异（二）方言语汇的差别
方言的差别最引人注意的是语音，划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据语音。这不等于不管语汇上和语法上的差别。事实上凡是语音的差别比较大的，语汇的差别也比较大。至于语法，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差别都不大，如果把虚词算在语汇一边的话。
现在引一段苏州话做个例子来看看。[①]
俚走出弄堂门口，叫啥道天浪向落起雨来哉。
他走出胡同口儿，谁知道天上下起雨来了。
啊呀，格爿天末实头讨厌，吃中饭格辰光，
阿呀，这种天么实在讨厌，吃午饭的时候，
还是蛮蛮好格 ，那咾会得落雨格介？
还是很好很好的呀，怎么会下雨的呀？
又弗是黄梅天，现在是年夜快哉呀！
又不是黄梅天，现在是快过年啦！
这里可以看出，苏州话和普通话在语汇上是很有些差别的。可是语法呢？抛开虚词，这里只有两点可说，苏州话的“蛮”相当于普通话的“很”，可是苏州话可以说“蛮蛮”（加强），普通话不能说“很很”；苏州话说“年夜快”，普通话说“快过年”，语序不同。当然不是说苏州话和普通话在语法上的差别就这一点儿，可是总的说来没有什么了不起。语汇方面有两处需要说明：一，不是任何“口儿”苏州话都叫“门口”，这里写的是上海的事情，上海的里弄口儿上都有一道门，所以说“弄堂门口”。二，不是所有的“这种”苏州话都说“格 ”，只有意思是“这么一种”并且带有不以为然的口气的“这种”才说成“格爿”。
比较方言的语汇，首先要区别文化语汇和日常生活语汇。文化语汇，特别是有关新事物的用语，各地方是一致的，有例外也是个别的。比如下面这句话：“做好农田基本建设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旱田改造成水田，把坏地改造成好地，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自然面貌，扩大稳定高产农田面积的重要措施”，方言的差别只表现在“把”、“是”、“的”、“这些”等虚词上，在实词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比较方言的语汇，还应当特别注意：别以为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常常是一对多乃至多对多的关系（几个一对多凑在一块儿）。比如语气词，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语气词系统，两个方言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不但是虚词，实词方面也不见得都是一对一。鲁迅的小说《社戏》里写阿发、双喜他们偷吃田里的罗汉豆，这罗汉豆是绍兴方言，别处叫蚕豆，绍兴话里也有蚕豆，可那是别处的豌豆。又如钟和表，南方的方言都分得很清，可是北方有许多方言不加分别，一概叫做表。又比如你听见一个人说“一只椅子四只脚”，你会以为他的方言里只有“脚”，没有“腿”，管腿也叫脚。其实不然，他的方言跟你的方言一样，腿和脚是有分别的，只是在包括这两部分的场合，你用“腿”概括脚，他用“脚”概括腿罢了。还有比这更隐晦的例子。比如两个朋友在公园里碰见了，这一位说：“明儿星期天，请你到我们家坐坐。”那一位说：“我一定去。”这一位听了很诧异，说：“怎么，你倒是来不来呀？”他诧异是因为按照他的方言，他的朋友应该说“我一定来”。
[①]引自倪海曙的苏州话小说《黄包车》，收入作者的《杂格咙咚集》（1950）
七 四方谈异（三）主要的语音分歧
汉语方言的语音差别是很大的。上面那一段苏州话，用汉字写下来，你虽然不是吴语区的人，也能懂个十之八九。可要是让一个苏州人说给你听，管保你懂不了三成。撇开语调不谈，单就字音来比较，我们可以指出汉语方言中间主要有哪些分歧。汉语字音是由声、韵、调三个成分构成的，这三方面都有一些影响面比较大的分歧点。但是在谈到这些特点以前，得先知道音类分合和音值异同的区别。最好拿声调来做例子。普通话只有四声，苏州话却有七声，这里显然有调类分合的问题。可是同是阳平声的字（如“前”、“年”），普通话是高升调，苏州话是低升调，听起来不一样，这只是调值不同，不关调类的事。再举个韵母的例子。比如萧豪韵的字，在普通话里是一个韵（ao，iao），在吴语区方言里也都是一个韵，可是这个韵母的音在这些方言里不一致，其中也很少是跟普通话相同的；这只是音值的问题，不是音类的问题。我们要谈的语音分歧是音类上的，不是音值上的。下面列举一些主要的分歧。有一点需要先在这里交代一下：这里指出来的某某方言区有某某特点，都是就大势而论，常常有部分方言是例外。
（1）有没有浊声母。这里说的浊声母指带声的塞音、塞擦音、擦音，不包括鼻音和边音。汉语方言里只有吴语和一部分湘语有浊声母，在这些方言里，举例来说，“停”和“定”是一个浊声母，跟“听”的声母不同，跟“订”的声母也不同。这种浊声母在各地方言里变化的情况如下（用dh代表上面说的那个浊声母）：
（2）在-i和-ü 前边分不分z-，c-，s-和j-，q-，x-（或g-，k-，h-），例如“酒、秋、想”等字和“九、邱、响”等字是否声母相同。[①]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少数北方话（20%），少数湘语，少数赣语有分别。多数北方话（80%），多数湘语，多数赣语无分别。
（3）分不分z-，c-，s-和zh-，ch，sh-，例如“资、雌、丝”等字和“知、痴、诗”等字是否声母相同。多数北方话（华北、西北的大多数，西南、江淮的少数），湘语，一部分赣语，一部分客家话分两套声母，但是字的归类不完全相同，有些字在某些方言里是zh-，ch-，sh-，在另一些方言里是z-，c-，s-。闽语，粤语，吴语，一部分赣语，一部分客家话，少数北方话（西南、江淮的多数）只有一套声母，发音绝大多数是z-，c-，s-。
（4）分不分n-和l-，例如（一）“脑、难”和“老、兰”是否声母相同，（二）“泥、年”和“犁、连”是否声母相同。
（一）（二）都分 粤，客，吴，北多数
（一）不分，（二）分 湘，赣，北（西北少数，西南少数）
（一）（二）都不分 北（西南多数，江淮多数）
闽语分n-和l-，但是字的归类跟上面第一类方言不完全一致，闽北话比较接近，闽南话很多字由n-变成l-。
（5）n-，ng-和零声母的分合。可以把有关的字分四类来看。
（一）“碍、爱、耐”是否声母相同。
碍ng- ≠ 爱O- ≠ 耐n- 闽，粤，客，吴
碍ng- ＝爱ng- ≠ 耐n- 赣，湘部分，北部分
碍O- ＝爱O- ≠ 耐n- 湘部分，北部分
碍n- ＝爱n- ＝ 耐n- 北少数
（二）“牛”和“扭”是否声母相同。
牛ng- ≠ 扭n- 粤
牛ng-／g- ≠ 扭n-／l- 闽
牛n-／gn- ＝ 扭n-／gn- 其余
（三）“误”和“恶”（可恶）是否声母相同。
误ng- ≠ 恶O- 闽，粤，客，吴，湘部分
误O- ＝恶O- 北，赣，湘部分
（四）“遇”和“裕”是否声母相同。
遇ng-／gn- ≠ 裕O- 闽，客，吴，湘部分
遇O- ＝裕O- 北，粤，赣，湘部分
（6）分不分-m，-n，-ng，例如“侵、亲、清”是否韵尾相同，“沉、陈、程”是否韵尾相同。
侵-m≠亲-n≠清-ng 粤，闽南
侵-n＝亲-n≠清-ng 北（华北，西北部分）
侵-m≠亲-n＝清-n 客
侵＝亲＝清（皆-n／-ng） 吴，湘，赣，闽北，北（江淮，西南，西北部分）
客家话的-m韵尾只保存在一部分字里，另一部分字已经变成-n。
（7）有没有韵母和介母ü 。有些方言没有ü 这个音，有些方言用到ü 音的字数比别的方言少。这些方言一般是用i去代 ，造成“吕、李”同音，“需、西”同音，“宣、先”同音，在一定条件下也用u代 ，造成“宣、酸”同音，“云、魂”同音，“君、昆”同音。各地方言比较，华北北方话有ü 音的字最多，西北、西南、江淮北方话都有些方言减少一部分字，甚至完全没有ü 音（如南京话、昆明话）。北方话之外，在ü 音字的多寡上，赣语很接近华北，其次是粤语，又其次是吴语，湘语，闽北话。客家话和闽南话完全没有ü 音，粤语等也有个别方言完全没有ü 音。
（8）有没有入声。北方话之外的方言都有入声，北方话也有一部分方言有入声。有入声的方言，入声的发音分三类：（一）粤语，赣语，客家话、闽南话，分别-b，-d，-g三种塞音韵尾；（二）吴语，闽北话，某些北方话（主要是江淮话），没有这种分别，只有一个喉塞音；（三）湘语，某些北方话（主要是少数西南话），没有特殊韵尾，只是自成一种声调。没有入声的方言，对于古代入声字的处理可以分两类：（一）全部并入另一声调（多为阳平），大多数西南方言属于这一类。（二）分别转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或其中的两声、三声，大多数华北和西北方言属于这一类。
别的分歧还有不少，但是有的影响面较小，有的情况复杂，不容易简单说明，这里都不说了。
[①]一般所说尖音和团音的分别，专指zi，zü 等音和ji，j 等音的分别，不涉及gi，gü
等音。
七 四方谈异（四）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
无论是语音方面还是语汇方面，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都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假如有相邻的甲、乙、丙、丁四个地区，也许某一特点可以区别甲、乙为一方，丙、丁为一方，另一特点又把甲、乙、丙和丁分开，而第三个特点又是甲所独有，乙、丙、丁所无。比如在江苏省东南部和上海市的范围内，管“东西”叫“物（音‘末’）事”的有以启东、海门、江阴、无锡为边界的二十一个县、市；管“锅”叫“镬子”的地区基本上相同，但是江阴说“锅”；管“锅铲”叫“铲刀”的，除上面连江阴在内的地区外，又加上邻近的常州、扬中、泰兴、靖江、南通市、南通县六处；管“肥皂”叫“皮皂”的，又在原地区内减去启东、海门两处，加上常州一处；如此等等。
如果在地图上给每一个语音或语汇特点画一条线──方言学上叫做“同言线”，──那末两个方言之间会出现许多不整齐的线，两条线在一段距离内合在一起，在另一段又分开了。请看下页的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话可以分成两个方言，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哪儿分界就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了。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间是这种情况，方言区和方言区之间也是这种情况，象前边说过的“物事”、“镬子”、“铲刀”、“皮皂”，都属于吴语的词汇，可是分布的广狭就不一致。甚至相邻的亲属语言之间，如南欧的罗马系诸语言之间，东欧的斯拉夫系诸语言之间，也都有这种情况。单纯根据口语，要决定是几种亲属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几种方言，本来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常常用是否有共同的书面语以及跟它相联系的“普通话”来判断是不是一种语言。比如在德国和荷兰交界地方的德语方言，跟荷兰语很相近，跟德国南方的方言反而远得多。德语作为一个统一的语言，跟荷兰语不相同，主要是由于二者各自有一个“普通话”。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语言和方言就很不好区别。这也就是对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这个问题难于作确定的回答的原因。
方言调查对于语言史的研究很有帮助。古代的语音语汇特点有的还保存在现代方言里，例如吴语和湘语里的浊声母，闽语、粤语、客家话里的塞音韵尾（-b，-d，-g）和闭口韵尾（-m）。（更正确点应该说是我们关于古音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从比较现代方言语音得来的。）现代已经不通用的语词很多还活在方言里，例如“行”、“走”、“食”（闽、粤、客，=走、跑、吃），“饮”（粤，=喝），“着”（粤、吴，=穿衣），“面”、“翼”、“晓”（闽、粤，=脸、翅膀、知道），“箸”（闽、客，=筷子），“晏”、“新妇”（闽、粤、吴，=晚、儿媳妇），“目”、“啼”、“糜”、“汤”、（闽，=眼睛、哭、粥、热水），等等。这些都是原来常用的词，原来不常用，甚至只是记载在古代字书里的，在方言里还可以找到不少。但是一定要词义比较明细，字音对应合乎那个方言的规律，才能算数。否则牵强附会，滥考“本字”，那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昌黎-卢龙-抚宁地区方言图[①]
图 例
……线以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分别跟“耐、脑、难（灾难）”同音；线以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g，不跟“耐”等同音。
-·-·-线以北，儿韵和儿化韵都不卷舌；线以南都卷舌。
----（1）线以北，“头·上，黄·瓜”的“头、黄”跟单说的“头、黄”同声调；线以南不同声调。
（2）线以北，“没钱”的“没”跟“没来”的“没”同音；线以南，不同音。
~~~线以北，“腌菜”的“腌”的声母是零；线以南是r。
-··-··线以北，管啄木鸟叫“鹐（qiān）鹐木”；线以南，管这种鸟叫“鹐得木”、“鹐搭木”或“鹐刀木”。
汉语从很早以来就有方言。汉朝的杨雄编过一部《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代简称为《方言》，记录了很多汉朝的方言词。按照这部书的内容，汉朝的方言大致可以分成十一区：秦晋、赵魏、燕代、齐鲁、东齐青徐、吴扬越、卫宋、周韩郑、汝颍陈楚、南楚、梁益。但是杨雄的书只管方“言”，不管方“音”，所以看不出这些地区的语音是怎样不同。后来续《方言》的书很不少，可惜那些作者都只着重在古书里考求方言词的“本字”，不注重实地调查，不能反映方言的分布情况。因此一部汉语方言发展史研究起来就很困难。要说各地方言古今一脉相承，显然不大可能，因为居民有迁徙（历史上有很多大量迁徙的记载），方言也有消长。也有人以为现代方言都出于古代的一种有势力的方言，这也不近情理，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种方言的力量能够把别的方言彻底排除。
[①]这个图是根据《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里的方言图重画的。图的范围是调查时间（1959）的河北省昌黎县县界，比现在的县界（也是1958年以前的旧界）大，包括现在的昌黎全县（图里的南部），卢龙县的一部分（图里的西北部），抚宁县的一部分（图里的东北部）。这里用昌黎地区的方言图做例子，因为这是唯一的调查点比较密的材料，其他材料大都是一县调查一两点，点与点之间距离太大，同言线不好画。
七 四方谈异（五）要推广普通话
吕叔湘——一位
道道地地的学人
01
“大家”简介
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1998年4月9日，享年93岁），汉族，著名学者，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逝世于北京市。著名语言学家，代表作《现代汉语词典》。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吕叔湘先生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吕叔湘先生一生的论著，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单篇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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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语言没有“普通话”的情况下，方言只有一个意义，只是某一语言的一个支派。要是这种语言有了一种“普通话“，“方言”就多了一层跟“普通话”相对待的意思。“普通话”的形成跟书面语的产生和发展有关系。书面语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同时又从别的方言乃至古语、外语吸收有用的成分。基础方言本身的变化反映在书面语上，而通过书面语的使用和加工，基础方言又得到了扩大和提高，渐渐成为一种“普通话”。可见“普通话”和书面语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古代汉语有没有“普通话”？也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古代有所谓“雅言”，扬雄的书里也常常说某词是“通语”、“四方之通语”。这些“通语”多半是见于书面的，可是未必有统一的语音，也未必能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语汇里还有一部分是“语”而非“通”，有一部分是“通”而非“语”)。加上从汉朝起书面语渐渐凝固下来，走上跟口语脱节的道路。因此，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一两种方言比别的方言有更大的威望，①可是不容易产生一种真正的普通话。一直要等到一种新的书面语即所谓“白话”兴起之后，才再度提供这种可能，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终于由可能变成现实。
事物的发展大都决定于客观的形势。我们现在不能再满足于“蓝青官话”，而要求有明确标准的“普通话”，不能再满足于这种普通话只在某一阶层的人中间通行，而要求它在全民中间逐步推广，这都是由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已经为多数人所认识，不用我再在这里多说。我只想提一两件小事情，都是自己的切身经验。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有一天是下雨天，一个同住的南方同学出门去。他用他的改良苏州话向停在马路对面的洋车连叫了几声“ wángbæ-jū”(“黄包车”，他以为“车”该说jū)，拉车的只是不理他，他不得不回来搬救兵。公寓里一位服务员走出去，只一个字：“chē！”洋车马上过来了。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史湘云行酒令，拿丫头们开玩笑，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鸭”[a？]头本来不是“丫”[o]头嚜。其实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有什么福好享?有个豆腐！”“骑驴来的?——不，骑鹿(路)来的。”这些都是普通话里同音而很多方言里不同音的。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小事情，不过既然在这些小事情上不会普通话还要遇到困难，在大事情上就更不用说了。
方言地区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练”字。懂得点发音的知识，对于辨别普通话里有而家乡话里没有的音，像zh-，ch，sh-和z-，c-，s-的分别，-n和-ng分别，自然有些用处，然而不多多练习，那些生疏的音还是发不好的。至于哪些字该zh-的音，哪些字该发z-的音，哪些字是n-，哪些字是l-，如此等等，更加非死记多练不可。有时候能从汉字的字形得到点帮助，例如“次、瓷、资、咨、谘、姿、恣”是z-成者c-，“者、猪、诸、煮、箸、著、褚、储、躇”是zh-或者ch-。可是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时常会遇到例外，例如“则、厕、侧、测、恻”都是z-或者c-，可是“铡”却是“zh-”。又如“乍、炸、诈、榨”都是zh-，可是“作、昨、柞、怎”又都是z-，这就更难办了。(这个例子碰巧还是有点规律，凡是a韵的都是zh-，不是a韵的都是z-。)
推广普通话引起怎样对待方言的问题。“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②普通话逐步推广，方言的作用自然跟着缩小。学校里的师生、部队里的战士、铁路和公路上的员工、大中城市的商店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实际的需要，都会学说普通话，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说普通话，第三代就根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原来的“家乡话”。但是尽管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方言还是会长期存在的。普通话为全民族服务，方言为一个地区的人服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很长一个时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实上也行不通。甚至“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人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③。但是这不等于提倡用方言。比如用方言写小说、演话剧，偶一为之也无所谓，可不必大加推崇、广为赞扬，认为只有用方言才“够味儿”。普通话也是挺够味儿的。
①6世纪末，《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评比当时方音，说：“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他主要是讲书面语里的字音，而且不但“参校方俗”，还要“考核古今”，所以他的评价不完全是根据实际形势，但是大概也是符合实际形势的。9 世纪的胡曾有《嘲妻家人语音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却道是天‘因’。”可见那时候也有公认的“正”音。
②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③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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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文字改革（一）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
八 文字改革（二）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
八 文字改革（三）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
为什么现在还不到全面采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呢？很显然是因为有些条件还没有具备：拼音的习惯还没有普及，普通话通行的范围还不够广大，拼音文字的正字法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如此等等。这些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够解决的。另一方面，大家的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这也是事实。大致说来，对于拼音文字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赞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还特别热心，恨不得立刻就实行。另一种态度是一方面承认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胜过汉字（例如容易认，容易检索），一方面又觉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汉字（例如不能区别同音字），疑虑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汉字。第三种态度是不赞成拼音文字，或者认为行不通，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不利于继承文化遗产。现在不妨把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的理由拿来研究一番。
（1）汉字难学（难认，难写，容易写错），拼音字好学（好认，好写，比较不容易写错），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有一种意见，认为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老要看上下文，带认带猜，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学起来虽然难些，可以一劳永逸，还是值得的。
八 文字改革（四）为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
自然，在实行拼音文字以前，还有许多研究和实验的工作要做，需要积极地做起来；坐下来等待，拼音文字是不会自己到来的。那么，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呢？一个工作，可以办些拼音报刊，编写些拼音读物，特别是儿童读物，包括连环画报。现在有些小学生学拼音的成绩很好，可是缺少拼音读物，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和词汇规范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编写拼音书刊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可以试试在一般书刊上就一定项目试用拼音代替汉字，例如叹词和象声词。又如外国人名地名，用汉语拼音写，可以从中总结用汉语拼音转写外语的规则。此外还可以多方面扩大汉语拼音的用途，如电报，科技和生产部门的代号和缩写，盲字，教聋哑人“说话”，等等。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思想工作。不但是对反对派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还要努力争取中间派，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有不少人，你要问他对拼音文字的意见，他说，“我承认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可就是如果改用拼音文字，我就要变文盲。”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换个工作单位还要左考虑右考虑呢，何况换一个新的文字工具。可以告诉他，改用拼音文字决不是一个早晨的事情，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时期，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但是变文盲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