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②。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③，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④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⑤。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②“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③“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④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⑤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②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③，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④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⑤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⑥，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⑦，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⑧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⑨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②刘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③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④《莽原》：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⑤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⑥偏安于宗帽胡同：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⑦学校恢复旧观：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⑧张静淑（1902—1978）：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⑨陶潜：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⑤。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②，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③，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④。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⑤，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
②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
③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
④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十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⑤“正史”：清高宗（干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②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③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④，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⑤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⑥，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⑦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⑧的时候，黄巢⑨的时候，五代⑩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⑾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注释】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
②：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政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政府；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③：蔡松坡（1882—1916）：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一九一五年他潜离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④：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⑤：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⑥：《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垫用的初级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弘光。全为四言韵语。《历代纪元编》，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纪元总载，中卷纪元甲子表，下卷纪元编韵。是中国历史的干支年表。
⑦：“三千余年古国古”：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⑧：五胡十六国：公元三〇四年至四三九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氏、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⑨：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唐干符二年（875）参加王仙芝的起义。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破洛阳，入潼关，广明一年（880）据长安，称大齐皇帝。后因内部分裂，为沙陀国李克用所败，中和四年（884）在泰山虎狼谷被围自杀。黄巢和张献忠一样，旧史书中都有关于他们杀人的夸大记载。
⑩：五代：即公元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⑾：“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指夏桀。
⑿：“一治一乱”：语见《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洽一乱。”
⒀：“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语出《汉书·王莽传赞》：“圣王之驱除云尔。”唐代颜师古注：“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灯下漫笔(2)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
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⒃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⒄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⒅。”（《左传》昭
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⒆（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⒇，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
⒁：鹤见钓辅（1885—1972）：日本评论家。作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该书。
⒂：Proletariat：英语：无产阶级。
⒃：Democracy：英语：民主。
⒄：孙美瑶：当时占领山东抱犊固的土匪头领。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他在津浦铁路临城站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当时哄动一时的事件。
⒅：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台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⒆：每斤八文的孩子：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载有仲瑚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叙说当时军阀统治下四川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说：“男小孩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小孩连这个价钱也卖不了。”
⒇：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〇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各地游览。关于“轿夫含笑”事，见他所著《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论雷峰塔的倒掉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②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作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③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④，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
②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宋开宝八年（975）为吴越王钱俶所建，初名西关砖塔，后定名王妃塔；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倒坍。
③《义妖传》演述关于白蛇娘娘的民间神化故事的弹词，清代陈遇干著，共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水满金山”“和白传员祭塔”，都是白蛇故事中的情节。金山在江苏镇江，山上有金山寺，东晋时所建。白状元是故事中白蛇娘娘和许仙所生的儿子许士林，他后来中了状元回来祭塔，与被法海和尚镇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相见。
④本文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说：“这篇东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十一月三日。”保俶塔在西湖宝石山顶，今仍存。一说是吴越王钱俶入宋朝贡时所造。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中有简单记载：“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做此以保之……今误为保叔。”另一传说是宋咸平（998－1003）时僧永保化缘所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遂名塔曰保叔。”
论“他妈的！”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国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②。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③。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④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⑤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⑥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⑦？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⑧；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⑨；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⑩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⑾（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⑿，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⒀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七期。
②：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中，鲁迅等七名教员曾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发表宣言，对学生表示支持。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攻击鲁迅等人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利害了。”某籍，指鲁迅的籍贯浙江。陈西滢（1896—1970），即陈源，字通伯，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
③：“犹河汉而无极也”：语见《庄子·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河汉，即银河。
④：Hamsun：哈姆生（1859—1952），挪威小说家。《饥饿》是他在一八九〇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⑤：Gorky：高尔基。参看本卷第189页注。
⑥：Artzybashev：阿尔志跋绥夫。参看本卷第164页注⑤。
⑦：“花之富贵者也”：语见宋代周敦颐《爱莲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⑧：“役夫”：见《左传》：文公元年，楚成王妹江芈骂成王子商臣（即楚穆王）的话：“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汝）而立职也。”晋代杜预注：“役夫，贱者称。”按职是商臣的庶弟。“奴”，《南史·宋本纪》：“帝（前废帝刘子业）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齇奴。”齇，鼻上的红疱，俗称“酒糟鼻子”。“死公”，《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骂黄祖的话：“死公！云等道？”唐代李贤注：“死公，骂言也；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
⑨：“老狗”：汉代班固《汉孝武故事》：栗姬骂景帝“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衔，怀恨在心。“貉子”，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
⑩：“而母婢也”：《战国策·赵策》：“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尔）母碑也！’”“赘阉遗丑”，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刘备）文》：“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赘阉，指曹操的父亲曹嵩过继给宦官曹腾做儿子。
⑾：《广弘明集》：唐代和尚道宣编，三十卷。内容系辑录自晋至唐阐明佛法的文章。邢子才（496—？），名邵，河间（今属河北）人，北魏无神论者。东魏武定末任太常卿。元景（？—559），即王昕，字元景，北海剧（今山东东昌）人，东魏武定末任太子詹事，是邢子才的好友。
⑿：拓跋氏：古代鲜卑族的一支。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珪自立为魏王，后日益强大，占有黄河以北的土地；公元三九八年建都平城（今大同），称帝改元，史称北魏。
⒀：刘时中：名致，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离石）人，元代词曲家。这里所引见于他的套曲《上高监司·端正好》。曲子中的“好顽劣”，意即很无知。“表德”，即正式名字外的“字”和“号”。“声音多厮称”，即声音相同。子良取音于“粮”。仲甫取音于“脯”。君宝取音于“饱”。德夫取音于“脯”。《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元代杨朝英编选的一部散曲选，共十卷（另有九卷本一种）。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②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④，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⑤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同年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新近因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志发表。”
②：伊孛生：通译易卜生。参看本卷第60页注(35)。
③：人形：日语，即人形的玩具。
④：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一生官职卑微，郁郁不得志。著有《李长吉歌诗》四卷。关于他“玉楼赴召”的故事，唐代诗人李商隐《李贺小传》说：“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焱欠]下榻叩头言：‘阿弥女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⑤：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华沙。下文所述是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对亚拉借夫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九章。
娜拉走后怎样(2)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⑥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⑦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⑧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⑨，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⑩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⑾，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注释】
⑥：这是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立志出家修行，遍历各地，苦行六年，仍未能悟道，后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就克服了各种烦恼，顿成“正觉”。
⑦：Note－book：英语：笔记簿。
⑧：拳匪：一九〇〇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⑨：“涸辙之鲋”：战国时庄周的一个寓言，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⑩：Ahasvar：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
⑾：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话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②，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⑤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⑥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②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〇〇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③“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④“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⑤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⑥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
论睁了眼看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未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②。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③。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④。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
②指梁实秋。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一文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数年间所写的文艺批评的根本思想。
③“岌岌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天下殆哉，岌岌乎！”即危险不安的意思。
④汗不敢出：见《世说新语·言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②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③。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④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⑤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⑥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⑦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⑧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
② 五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283页注②。
③ “左联”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来。
④ 林莽，即楼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当时“左联”成员。
⑤ 彼得斐（Pet?fi Sándor，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爱国诗人。主要诗作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
⑥ 《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一八六七年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
⑦ 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
⑧ “三道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被称作“三道头”。
为了忘却的记念(2)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⑨，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⑩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注释】
⑨
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时的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四年（1402）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
⑩ “人心惟危”：语见《尚书·大禹谟》。
为了忘却的记念(3)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
⑾ 。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 ⑿ 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⒀。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⒁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⒂ 。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 ⒃ 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⒄，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注释】
⑾
《说岳全传》：清代康熙年间的演义小说，题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共八十回。该书第六十一回写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因同情岳飞，秦桧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内“升座说法”，一见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语，佛家传说有些高僧在临终前盘膝端坐，安然而逝，称作“坐化”。偈子，佛经中的唱词，也泛指和尚的隽语。
⑿ 涅槃：佛家语，意为寂灭、解脱等，指佛和高僧的死亡，也叫圆寂。后引伸作死的意思。
⒀ 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⒁ 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当时是慎昌钟表行的职员，和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二十八号，柔石在狱中通过送饭人带信给他，由他送周建人转给作者。
⒂ 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1898─1966）。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将此诗书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她。
⒃ “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
⒄
向子期（约227─272）：向秀，字子期，河内（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文学家。他和嵇康、吕安友善。《思旧赋》是他在嵇、吕被司马昭杀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见《文选》卷十六）。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①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②。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③。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④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⑤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
Stylist⑥。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⑦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⑧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
②
显克微支（1846─1916）波兰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著有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说《炭画》等。
③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中篇小说《哥儿》等。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舞姬》等。
④ 会馆：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⑤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五四”时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写作，如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信：“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⑥ Stylist
英语：文体家。作者这里所指似为黎锦明。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见《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订本）一文中说：“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Stylist）者。……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⑦
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指胡梦华。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汪静之作的诗集《蕙的风》，认为其中某些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⑧
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话，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按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当时俗语：这个。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②讲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③，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
。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④，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干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⑤。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⑥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⑦。“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⑧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⑨。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⑩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 ⑾，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注释】
①本篇最初刊于香港报纸（报纸名称及日期未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转载。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二月十八日。
②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机构之一。
④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的战争。拳匪事件，指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民元革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
⑤指清初统治者多次施于汉族人民的文字狱，其中较著名的有康熙年间的“庄廷媟之狱”、“戴名世之狱”，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干隆年间的“胡中藻之狱”等。这些文字狱的起因，都是由于他们在著作中记载了汉族人民在历史上（特别是宋末和明末）反抗民族压迫的事实，或涉及了当时一些政治事件，因而遭到迫害和屠杀。
⑥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著有《东坡全集》等。
⑦胡适之（1891─1962）：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代表人物。这里所说他提倡“文学革命”，是指他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四月）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
⑧法国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
⑨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论注音字母》一文中以过，“高等字典和中学以上的高深书籍，都应该用罗马字母记音”；在同年四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提出“废灭汉文”，代以世界语的主张。
⑩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主要言行记载在《论语》一书中。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继孔丘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言行记载在《孟子》一书中。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代文学家，著有《柳河东集》等。
⑾ 泰戈尔（R.A.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新月集》《飞鸟集》和长篇小说《沉船》等。
战士和苍蝇
Schopenhauer②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
作者在同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见《集外集拾遗》）
②Schopenhauer：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这里引述的话，见他的《比喻·隐喻和寓言》一文。
夏三虫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鹯，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鹯虎狼间去？或者，鹰鹯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臜，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四月四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六号。
导师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②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③的大法，求上升④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⑤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初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为《编完写起》。本篇原为第一、二段，下篇《长城》原为第四段；题名都是作者于编集时所加。第三段后编入《集外集》，仍题为《编完写起》。关于本篇，作者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间与白波的通讯中曾有说明，可参看《集外集·田园思想》。
②“而立”：语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原是孔丘说他到了三十岁在学问上有所自立的话，后来“而立”就常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③生西：佛家语，往生西方、成佛的意思。佛家以西方为“净土”或“极乐”世界。
④上升：升天。道教迷信说法，服食仙药能飞升成仙。
⑤“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语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一年出版），他在书中说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论讽刺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②（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③（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④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②《外套》：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③《鼻子》：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④勒浪：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②，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③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渎，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④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⑤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⑥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⑦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⑧；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⑨；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⑩，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⑾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⑿；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⒀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⒁，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⒂，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⒃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⒄，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⒅。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⒆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⒇，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21]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22]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23]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24]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25]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26]。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
①本篇是作者用日文写的，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中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二号，题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参看本书《后记》。
②汤岛：东京的街名，建有日本最大的孔庙“汤岛圣堂”。该庙于一九二三年被烧毁，一九三五年四月重建落成时国民党政府曾派代表专程前往“参谒”。
③何键（1887─1956）：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④勃兰特：易卜生的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全部，或全无”，是他所信奉的一句格言。
⑤《孔子家语》：原书二十七卷，久佚，今本为三国魏王肃所辑，十卷。内容是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大都辑自《论语》《左传》《国语》《礼记》等书。
⑥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清议报》是他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旬刊，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创刊；内容鼓吹君主立宪、保皇反后（保救光绪皇帝，反对那拉太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出至一百期停刊。⑦“大成至圣文宣王”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⑧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北宋时程颢、程颐特别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南宋朱熹又将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自此便有了“四书”这个名称。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汉武帝时始有此称。
⑨“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的文体，它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构成。后四部分是主体，每一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
⑩侯失勒（F.W.Herschel，1792─1871）：通译赫歇耳，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谈天》的中译本共十八卷，附表一卷，出版于一八五九年。雷侠儿（C.Lyell，1797─1875），通译赖尔，英国地质学家。《地学浅释》的中译本共三十八卷，出版于一八七一年。代那（J.D.Dana，1813─1895），通译丹纳，美国地质学家、矿物学家。《金石识别》的中译本共十二卷，附表，出版于一八七一年。
⑾徐桐（1819─1900）：汉军正蓝旗人，清末顽固派官僚。光绪间官至大学士。他反对维新变法，出于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他又曾利用义和团势力，围攻外国使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自缢死。
⑿弘文学院：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的预备学校。校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创办人为嘉纳治五郎（1860─1938），学监为大久保高明。
⒀御茶之水：日本东京的地名。汤岛圣堂即在御茶之水车站附近。
⒁“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
⒂警视总监：日本主管警察工作的最高长官。孔丘曾一度任鲁国的司寇，掌管刑狱，相当于日本的这一官职。
⒃“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句，见《论语·公冶长》。桴，用竹木编的筏子。由，孔子的弟子仲由，即子路。
⒄“君子死，冠不免”：语见《左传》哀公十五年：“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⒅关于孔丘因子路战死而倒掉肉酱的事，见《孔子家语·子贡问》：“子路……仕于卫，卫有蒯聩之难……既而卫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⒆释迦牟尼（Sakyamuni，约前565─前486）：原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后出家修道，成为佛教创始人。佛教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
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语出《孟子·滕文公》。
[21]袁世凯：参看本卷第128页注③。他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22]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当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古礼。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说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
[23]张宗昌（1881─1932）：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提倡尊孔读经。
[24]《子见南子》林语堂作的独幕剧，发表于《奔流》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二九年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排演此剧时，当地孔氏族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由，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提出控告，结果该校校长被调职。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子见南子〉》。
[25]苏格拉第（Sokrates，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保守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
[26]“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骂杀与捧杀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②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③。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④，右有徐志摩⑤，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②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③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〇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④林长民（1876—1925）福建闽侯人，政客。
⑤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从讽刺到幽默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②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③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④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⑤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②
做过和尚的洋人 可能指国际间谍特莱比歇·林肯（T.Lincoln，1879─1943），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当时曾在上海活动，以和尚面目出现，法名照空。
③ 也么哥：元曲中常用的衬词，无字义可解；也有写作也波哥、也末哥的。
④ “王之爪牙”：语出《诗经·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这里指反动派的帮凶。
⑤ “幽默”即非国产：“幽默”为英文 humour 的音译。林语堂在1924年5月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中，最早将 hu mour
译为“幽默”。